“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的进行的规范要求。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历史渊源
“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周、汉儒家经典《仪礼 丧服-子夏传》，在讨论出嫁妇女为夫、为父服丧年限（为夫三年，为父一年）时，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引申为作为女儿、妻妇和母亲的妇女应对男性服从。但妇女屈从由来已久，“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周易》中有主张妇女顺从专一、恒久事夫的卦辞，后来要求妇女殉夫守节，限制寡妇改嫁等。
“四德”一词见于《周礼 天官 内宰》，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负责逐级教导后宫妇女“阴礼”、“妇职，其中较高职位的“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本来是宫廷妇女教育门类，后来与“三从”连称，成为对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标准，即“三从四德”。
所激改谓的“三从”，是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意思是说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要胡乱地反驳长辈的训导，因为长辈们的社会见识丰富，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分，想办法扶养小孩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这里的“从”并不是表面上的“跟从”之意，而是有工作性质的“从事”之本质。(《仪礼、丧服、子夏传》)
所谓的“四德”是指：德、容、言、功，就是说做女子的，第一要紧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后是“容”，即相貌，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言”，指与人交谈要会随意附义，能理解别人所言，并知道自己该言与不该言的语句；“功”，即治家之道，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方面的细节。(《周礼、天官、九嫔》)。
编辑本段具体内容
概述
三从四德是古代为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稳定社会及家庭关系，提高了人们的素质修养。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女的品德、辞令、仪态、女红）。
男女内外分工
“内外有别”是传统社会对两性最重要的规范。表现在：
（1）位置和分工是以“家（户）门”为界的“男外女内”——男人在外面从政、打仗、服役、种地、打猎、经商等，女人在家内“主中馈（主持饭食酒浆等家务）”、务蚕织，生儿育女、孝敬公婆等。在上层阶级，“外”事是指主持、参与政事军事（也叫“公事”、“大事”），这是男性贵族官僚的特权，妇女不许涉猎，违反了就是“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母鸡打鸣，是家国的不祥之兆）。在下层，农耕社会小农的典型劳动分工就是男耕女织（如牛郎织女的传说）。这种对男女位置和分工的划分，就形成了在居处、活动、交往、行为等日常生活中的内外障隔——“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授受不亲”，“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等“男女大防”的礼教。
（2）家庭组织的内外区分正好与位置、分工的分别相反男内女外，男主女从等（见“婚姻家庭的内与外”条）。
婚姻、家庭的“内”与“外”
家庭是两性关系的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婚姻是组成家庭的手段和过程。
婚姻家庭组建的原则是男为内、女为外——以“利内”为目的，就是要利于男方家庭的传宗接代、和睦兴旺。女方的亲属叫“外戚”，又说生个闺女是“外人”，就由此而来。
婚姻家庭制度习俗是男主、女从——实行男婚女嫁、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其做法是男子成年后娶妻生子（特别是必由己出的儿子）以继世传宗；已婚妇女必须住在夫家，家庭亲属的身份是按照丈夫的名分、辈分决定的。夫妇人数不均衡，规定上层男子除了一名正（嫡）妻（俗称“大老婆”）还可以娶若干个妾，如周代礼制规定天子一次娶12女，诸侯9，大夫以下递减。秦朝世首开始规定了后妃的等级人数，后代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定制，但历代帝王往往突破，佳丽三千，宫嫔多以万计。官僚也有纳妾的特权。平民限制纳妾，明代规定40岁无子才可娶妾。
源流和影明返判响
有明文规定的“内外有别”始于西周。周灭商，建立了第一个血缘贵族统治的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等的制度文明，史称“周公制礼”。权位和分配和继承需要确定贵族男子本位的婚姻、家庭制度作为组织上的保证，划分男女分工位置以排除妇女在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参与（而在商朝还有商王的妻妇如妇好等率兵作战、主持祭祀和农政大事的记录），叫妇女退回家庭。男女内外有别的制度习俗形成了。
内外有别的意义不在于“分”与“别”，而在于男性外部空间和职分是无限的、开放的、重要的和有发展潜力的，而妇女的内部空间是有限的、封闭的、循环的和被贬低的。婚姻家庭也是内（男）本外（女）末、男主女从。“内外有别”成了了维护父家长制、决定对妇女的“三从四德”等一系列的规条的依据，是几千年男尊女卑的基础并得以延续的根源。
“未嫁从父”
“三从”道德从丧服制演化为人际间的主宰服从关系，与汉代倡导的“三纲”相对应——家庭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推广到性别关系上就是“从父”、“从夫”。
“从”有多重含义——听从、随从、服从、跟从等意思。被要求遵从三从道德的妇女不能自专、自主，必须遵父命、夫旨、子意行事，做到为女孝，为妻贤，为母良。
“未嫁从父”就是要求没有出嫁的“在室女”听从父家长的话，“不违父命”就是“事亲孝”（“亲”按照孔子的解释是指父母双亲，但又说“资于事父而孝母”）；女儿孝顺，除了日常生活照顾周到，还要在父亲遇危难时挺身而出，像西汉文帝时淳于缇萦说服文帝废除肉刑，使父亲免于罪；东汉曹娥为救落水的父亲被淹死（史载有“曹娥碑”，表彰曹娥孝行）。在终身婚姻大事要听从“父母之命”也是“从”和孝的表现。
“既嫁从夫”
“既嫁从夫”就是要求出嫁为人妻的妇女随从、服从、跟从丈夫。“从夫”从女子出嫁就开始了，迎娶的仪式是“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从此始”；母亲叮嘱女儿“无违夫子”。到夫家，按照丈夫的辈分、名分得到亲属称谓（如子媳、娣姒、婶、嫂等）。妻子视丈夫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违”，必须顺从、敬重丈夫，夫唱妇随。像汉代孟光对丈夫梁鸿“举案（WAN，音碗）齐眉”，被赞为“相敬如宾”。妻妇还需代丈夫行孝侍奉公婆日常生活，还要为丈夫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从宋代以来成为对妇女最重要的职责。“从夫”还有对丈夫忠诚不贰，保持贞操，丈夫死后不事二夫，甚至殉夫，春秋时期息国国君夫人息夫人，在丈夫被楚国俘获，楚王逼她为夫人，她以死相拒，成为史书表彰贞节的模范。历代官方表彰贞节烈成为制度，导致一些妇女自残生命，甚至在丈夫将要病死和战死前，妻妾们提前殉节，表示对丈夫的忠诚。
“夫死从子”
在“三从”中，唯有“夫死从子”令人费解，因为儒家伦理中有“尊母孝母”的传统，母亲对儿子拥有相当的权力。但礼教又规定：“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这里的“从”就是“从其教令”，也就是凡事由父、夫、子做主的意思。对于死去丈夫的寡妇来说，“从子”就是“从夫”的延伸，她不但要守节不嫁，还要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子长大，对作为一家之长的儿子遵从，重大事情由儿子做主。春秋时鲁国一位寡妇，有九个儿子，岁末祭祀完毕，她想回娘家探望，根据“夫死从子”的礼规，需经儿子们的同意；召集儿子来得到许诺后，她又嘱咐九个儿媳看好门户，说自己晚上一定回来；结果她回家天还没有黑，就在门外等到天黑下来，被鲁国大夫看见，表扬她守礼。孔子的婶母敬姜也是模范寡妇，事事依礼行事，丈夫、儿子前后死了，她上午哭丈夫，傍晚哭儿子，被孔子赞扬为“知礼”。
“四德” 的演化
“四德”最初是对宫廷妇女的四种必备的修养——德行（德）、言辞（言）、容貌（容）、技艺（功）的培训和修养，包括了传统“妇学”四项教育内容，所以儒家称作“四教”，又叫“四行”。本起源于宫廷妇女教育，属于“阴礼”（妇女遵守的礼仪）、“阴职”（妇女担负的职责），不久扩展到上层家庭对承担妇女角色的修养。女孩十岁，就在家里接受女师教育——教给“婉娩听从”（德、言、容，柔顺听话）、执麻橐（纺搓麻线，古代衣服多以麻、葛、丝为原料）、治丝茧、织布制衣，学习准备祭祀和助祭的一系列工作（功，纺织、缝纫、备饭食酒浆等）。出嫁之前三个月，宗族请女师对女子培训，“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培训完成之后，还要举行祭祀仪式，以成“妇顺”。可见，“四德”是为“三从”道德服务的。“四德”后来泛化为对所有妇女的要求。按照郑玄的解释是：“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橐。”后代一直不断在做出新的解释。
“妇德”
“妇德”是女教妇学中最重要的一项，郑玄所说的“贞顺”是妇德的核心。“贞”是坚守节操，守身如玉，对丈夫忠诚不贰；“顺”就是《礼记》中说的“婉娩听从”，对公婆、丈夫甚至对家族所有人谦恭有礼。汉代女教家班昭在《女诫》具体指出：“妇德不必才明绝异”（意思是不必具备特异才能，这是明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流行语的最初依据），做到“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就是具备了妇德。班昭更注重妇女品行的修养，到了清末，以兰鼎元《女学》为代表的女教书中，“妇德”标准更加具体繁细，对妇女在不同情境、不同角色中都有详细的规范：身为妻妇，事夫、事舅姑（公婆）要恭顺柔和，身为正妻，还要“去妒”，帮丈夫纳妾；身为母亲，要会“教子”，为继母要“慈爱前子”；与家庭成员相处，要“和叔妹（小叔、小姑）”“睦娣姒（妯娌）”。家境贫寒要能“安贫”，富贵还需“恭俭”。还要“敬身”“重义”“守节”“复仇”……具备一系列美德。
妇言
礼教对妇女的言辞方面的规定，最初是出于害怕“利口覆家邦”（能言善辩的女人会颠覆国家），《诗经?大雅》中骂周幽王后褒姒“妇有长舌，唯厉之阶”（长舌妇是亡国祸首）。然而言语（说话）也是一种必备的修养和技巧。郑玄对“妇言”的解释是“辞令”，也就是善于应对，说话得体的意思。班昭认为“妇言”不必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只要说话时考虑言辞是否恰当，不恶言伤人，不抢话、不多言，不使人讨厌就行了。大家族最恨妇女之间言辞挑拨离间家庭成员不和，多嘴多舌、说话喋喋不休的妇女要受到惩罚，构成“七出”之一条。蓝鼎元《女学》对“妇言”做了具体的正面引导，说“妇言不贵多，而贵当（恰当）”，各种场合需要用不同的恰如其分的言辞，如勉励丈夫、教训孩子、委婉劝谏、明志守礼、表现贤智、免于灾祸……都需要运用恰当的言辞来达到预期目的。所以，“妇言”又需要智慧和知识修养。
妇容
儒家对妇女的容貌修饰有特殊的标准，孔子主张重德轻色，要丈夫对妻子“贤贤易色”，就是看中妻妇的品德代替重视美色；而对妇女容仪的要求是重质朴去修饰，而“冶容”近乎“诲淫”（刻意修饰打扮等于引诱男人性情之欲）。郑玄对妇容的解释是“婉娩”，就是温顺柔和的神态表情。班昭认为妇容不是指颜色美丽，而是日常生活中做到“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也就是做到勤于洒扫，服饰整洁、按时沐浴、讲究卫生就符合妇容标准了。蓝鼎元对妇容的要求侧重不同场合的实用性，“妇容，贵端庄敬一，婉娩因时”，又细分为“事亲”、“敬夫”之容要柔顺恭敬，有妊（怀孕）之容要端庄，居丧之容要悲哀有节，避乱之容要镇定自若，不失容度，必要时需义无返顾死烈殉节等等具体规
妇功
妇学四德中的“妇功”就是指妇女从事的劳动与工作。性别分工是男主外事，女主内事，所以“妇功”几千年的标准没有大变化——维持生活衣食之需的采桑养蚕、纺绩织作，务中馈、备酒浆；还要奉养公婆、丈夫，生养孩子，招待宾客；另有重要的工作准备祭祀的用品和协助祭祀等。班昭认为，“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但是从家庭需要出发，巧媳妇历来受到赞誉，“懒”和“笨”的妇女是受谴责和嘲弄的对象。蓝鼎元还分出先后顺序和目的，说“妇功，先蚕织，次中馈；为奉养，为祭祀——各执其劳而终之以学问……”事实上，妇女承担的妇功不但是家庭得以延续的重要保证，也是历代国家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古有“一夫不耕天下为之饥，一妇不织天下为之寒”的成语，班固在《汉书?食货志》指出妇女昼作夜集，每月相当于45个劳动日，比男人要辛苦。
“三从四德”小结
对“三从四德”，首先应该看到，这些对妇女的要求规范是特定时代、出于某种需要产生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变化也有一些变化。在周代父权制婚姻家庭建立、男女内外尊卑界限明确规定之后，才有了要求妇女从父、从夫、从子，即家庭的女性角色服从男性的“三从”道德规范。而“四德”是女性实践“三从”道德目标必须具备的礼仪、风度修养和操作技术，也就是要妇女既顺从又能干。“三从”道德的教戒劝誉、“四德”修养的提倡培训，和“七出”条规的威吓惩罚交互作用，逐渐规训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传统妇女之“美德”。随着时代的推移，父权对妇女的控制逐渐让位于夫权，夫家利益高于父家的利益，对妇女更强调服从、缄默和牺牲，条规也更加具体繁细，妇女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更多。但也应该看到，“三从四德”在儒家整体文化框架下，本身充斥着矛盾，如强调“从父”时，也需要听从母亲；强调从夫，妻子也“与夫齐等”。特别是“孝文化”的提倡，儿子对母亲特别对寡母的尊孝，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至于“四德”，重视妇女品德仪表言辞修养，今天如能代之以以时代新内容（如“德”重在文明礼貌修养，“言”、“功”重在才能和创造性的培养，“容”适当注重修饰而不刻意化装美容等），也颇有借鉴之处。
编辑本段概述
“七出”一词起于汉代，至今可见的最早文献是汉代的《大戴礼记·本命》，称为“七去”、“七弃”。谓“妇有‘七去’：不顺父母（此指公婆），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并解释不顺父母因其逆德，无子为其绝后，淫为其乱族，妒为其乱家，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口多言为其离亲，窃盗为其反义。然而，出妻现象早已有之，先秦妇女出嫁和被休同时称“归”，被休也叫“大归”，被出的妇女叫“弃妇”。汉代提出“七出”与“五不娶”（乱伦之家、逆德之家、上代有受刑的、患恶疾的人家的女儿和没有母亲的长女）有关。这样就把住婚姻的两道关口。唐代将“七出”规条入律，当出不出和随便弃妻都将受律法干预；并将七出顺序改变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公婆）、口舌、盗窃、妒忌、恶疾”。清律改为：“无子、不事舅姑、淫僻、嫉妒、恶疾、多言舌、盗窃”；而对犯淫僻的妇女没有“三不去”的权变。“七出”次序的变化反映不同时代对妇女要求的标准不同。
不顺父母
父权制家庭的建立首要的是维护父家长的尊严和利益，娶媳妇事奉孝顺公婆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孟子说过“娶妻为养”，就是事奉丈夫的父母。顺、孝、事的理想标准如《礼记·内则》所要求的，“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叫头遍，媳妇起床梳洗到公婆处请安，奉水盥漱，侍侯用饭，没有公婆的命令不敢退私室休息。媳妇必须唯公婆之命是从，“三从”中的“从夫”，实际“夫”需以父母之命是听；“四德”中的每条都与事奉孝顺公婆的修养有关。不顺公婆的媳妇，起到扰乱家庭尊卑秩序、破坏和谐的作用，是违背孝德妇道，也是妻妇最严重的错误。因此，在尊崇孝德的汉代创造“七出“之条时把“不顺父母”放在首条。许多因不孝顺休妻的例子看来很不近情理，如东汉姜诗的妻子在婆婆面前叱骂以条狗，就被丈夫认为不孝顺休弃，姜诗还被誉为孝子。是否顺公婆，更多是主观感受，一些公婆借口不孝强迫儿子休妻，造成像《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殉情的悲剧。
无子
“七出”之条中，该条对被休妇女而言，最是无辜。父权制家庭中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妻就是为了生育后代；而按照父系传承的世系原则，只有儿子才算延续香火的后代。因此，妇女不得不担起“无子”的“罪名”。依制只能娶一个妻子，所以需休弃无子之妻，再娶新妻以生子。曹植《弃妇诗》写道：“无子当归宁（被休）……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是说无子的妇女就像流星一样在夫家短暂；只有生了儿子的妻子才能像日月经天在夫家站住脚。可见汉代因无子休妻的普遍存在。后代越来越重视“无子”在“七出”中的位置，开放如唐朝，唐律中把“无子”置于首位，这一直延续到明清。不过，后来流行无子的正妻为丈夫纳妾，妾生子可视为己生，免于被出；若无子且妒，只有被休。历代因无子被弃的妇女上至宫廷贵妇（如春秋时卫国夫人庄姜，出身高贵，品貌超群，《诗经.卫风.硕人》就是赞扬她而作，但她由于没有生育而被疏远冷落，《诗经·邶风·日月》旧说如是）下至民间（如曹植《弃妇诗》所咏）不可胜数。
“淫”
这里是指妇女有放纵淫乱的行为，“僻”是行为邪僻不正，淫僻被认为是妇女道德品行最大恶德。（儒家在性行为、性道德上也是奉行男女双重道德标准的）该条要求妻子对丈夫保守贞操，不得与家族内外男子有染，以保持家族稳定和血统纯正（《大戴礼记·本命》“为其乱族也”）。对已婚妇女来说，被认为是自身可掌控的最大的过错，“万恶淫为首”。宋代以后重视“处女贞”（守贞操的未婚女子，民间俗称“黄花闺女”），有新婚夜“验红”的习俗（用白绢检验初婚夜夫妻性生活是否有血，有血即是贞洁处女，无血，就断定犯淫即刻休弃）。唐律令把“淫佚”提到第二条；清律列在第三条，但又规定犯“七出”之条中，惟独对犯“淫佚”条不执行“三不去”（详见第23档案）的权变规定而格休勿论。家族在对犯淫妇女处罚上起重要作用，如清代江西临川孔氏支族家规规定“妇与人私，断令改嫁；其夫不嫁，革饼逐出，生子不得名登团拜；凡族中婚姻喜庆之类，俱不得与；不得派行称呼”。妇女犯淫除休弃外，更有施行“沉塘”（沉”（将犯淫妇女绑在竹木板上塘底淹死，湖南等地习俗）等严厉惩罚。宫廷惩罚淫乱的妇女有“幽闭”（是处罚淫行的酷刑即《尚书·吕刑》“宫辟疑赦”之宫刑，男子割势，女子毁坏生殖器，仅次于死刑）。至于小说、戏剧中如《水浒》对犯淫的妻妇嫂非休即杀在后代影响深远。
恶疾
“恶疾”，《大戴礼记·本命》认为是“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东汉何休认为“恶疾弃，不可事宗庙也。”何休把喑、聋、盲、疠、秃、跛、佝都归入恶疾，未免太泛，除了“疠”传染性强难以治愈，其他6种残疾并不妨碍祭祀。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疠，恶疾也。”“疠”通“癞”，就是麻疯病，传染性强，患者遍身烂灼，毛发凋零，指节自解，为不治之症。妇女患此恶疾除不许参与祭祀外，也影响生活、生育，不能承担伦理责任，自然被父权制家庭休弃。后来，把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也视为恶疾，如清代直隶安平县归可子妻岳氏，因患有羊角疯，被丈夫以“七出”中的“恶疾”条休弃；岳氏回娘家养病，渐渐康复，而归可子已再婚娶妻；岳氏看复婚无望，又不愿改嫁，就投井自杀了。（事见李塨《恕谷后集》卷7，《可母岳墓碣铭》）
嫉妒
“妒忌”（“嫉妒”）出妻，是要惩罚那些对丈夫多纳妾不满、敢于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的正妻。认为嫉妒有背“妇德”中的柔顺之德、贤惠之道，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家庭丈夫多娶、家族多子的利益需要。《说文解字》对“妒”解释为“妇妒夫”，相应还有“媢”字是“夫妒妇”，说明当时妇女有外遇或通淫的情况，引起丈夫嫉妒情况比较多；后来人们更习见妻子对丈夫纳妾的嫉妒了。先秦时代，上层妇女即使嫉妒也不一定被出，《左传》记载晋国叔向的母亲羊叔姬（嫡妻）嫉妒叔虎的母亲（妾）长得漂亮，不让丈夫多接近她，怕妾生下儿子威胁叔向的地位，她不但未被休，《左传》还称赞她聪明。到了东汉的冯衍妻任氏因阻止丈夫纳妾被丈夫休遣，冯衍写信给妻弟说自己按照先圣之礼纳妾遭到妻子嫉妒，是自己和家庭的不幸，不去此妇，家不宁、不清，福不生，事不成。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上层妇女中嫉妒制夫的现象还非常普遍，直到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清时代，妇女嫉妒减少甚至主动为丈夫纳妾的多了起来。
多口舌
“四德”对“妇言”的要求，作为妻妇应沉静寡言，“言不贵多而贵当”。父权制家庭忌讳妻妇多言，主要因为怕外来的妻妇会离间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特别是兄弟间的关系，导致家庭不和甚至瓦解。如汉初陈平年轻时与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而鼓励陈平到外面游学，嫂子嫌陈平不生产白吃饭，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被丈夫休弃，赶回娘家。东汉李充的妻子也因妻子多言而出之。在妯娌间搬弄是非、制造家族不和也是多口舌的表现。后代连篇累牍的女教书中，普遍认为妇女多言是违背妇道，不贤、疯癫，难为夫家所容。清代唐彪《妇女必读书》中说：“妇人贤不贤，全在声音高低、语言多寡中分：声低言寡者贤，声高言多者不贤也。”《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就是写一个聪明敏锐，性情直率，不受礼法约束，说话无忌，出口成章的李翠莲，到婆家不为所容，而遭休弃，也不为自家哥嫂接纳，终于出家为尼。
盗窃
把妻妇“窃盗”（不是指在外盗窃他人财物，而是家内）作为“七出”之一条，一方面反映妇女没有独立财产权，更反映出父权制家庭（族）为维护父权—夫权家族的财产利益而对妇女进行控制。《礼记·内则》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即使娘家人的馈赠也要交给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财物“私假（借）”、“私与（给）”，不然就构成“窃盗”，这被认为“吃里扒外”。所以，把妻妇窃盗的罪名定为“反义”，即违反常情常理。在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中，男家为内，女家为外。《韩非子·说林》中讲卫国女子因出嫁前听她母教导——婚姻不可靠，被丈夫遗弃很普遍，应该自己积攒财物，到婆家后照乃母话行事被发现，“其姑以其多私而出之”。后代大家族家法规定妻妇不得把大家族的公共财物据为小家所有，郑氏家规要求家庭劳作如纺线必须集体进行，不许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检查有无缺少，严格防止窃盗私藏归小家庭。
“七出”小结
“七出”是对妇女而设的惩罚规条。明初刘基就说过“七出”不是“圣人意”，乃“后世薄夫之所云”。他认为犯淫、妒、不孝、多言、盗窃这五条，出妻尚有道理，而“恶疾”与“无子”，是人不愿有之大不幸，而竟被出，有悖天理人情。（《郁离子》）从今天的眼光看，“七出”的用意：（1）在于巩固父权—夫权家庭（族）秩序——如以“不孝”出妻为了维护家长尊严和转移养老责任给妇女，以“淫僻”、“嫉妒”、“多言”出妻为了保持尊卑有序、血缘纯正和人际和睦；（2）为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的利益，包括世系延续及其象征意义、社会声誉和物质利益，以“无子”、“恶疾”、“盗窃”等不近情理的条规出妻。责怪、压制、惩罚妇女使其屈从牺牲，是“七出”之条对妇女构成压迫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与“七出”相补充的还有“三不去”规定：“有所取（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大戴礼记·本命》）这是对“七出”的一种变通，对那些娘家无人、与夫守孝三年和与夫共历贫贱患难的妻子当出而给予“豁免”，但对于犯淫的妇女是不适用的。
古代离婚：“七出”由礼入法
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是周代建立起来的。在西周甚至春秋战国时期，父权制家庭不是特别稳固的，如《周易》中有妻子离家出走，秦始皇巡游时发现男子招赘、寄宿女家和死了丈夫的妻子抛弃孩子改嫁的现象，于是刻石颁令天下维护家庭稳定。先秦还没有“七出”具体规条，妇女虽有犯七出规条者，不一定被休，然丈夫遗弃妻子也可以不受限制。汉代儒者在阐发古礼时根据当时的需要规定了“七出”、“五不娶”、“三不去”的条文，只是在家庭（族）礼教范围内实行，到了唐代，“七出”、“三不去”进入法律范畴，《唐令》：“诸弃妻需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皆夫手书弃之……虽犯七出有三不去。三不去者，谓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此外，唐律在解除婚姻方面还增加了“义绝”条款（见第24档案）。法律又规定，妻子没有七出和义绝的情况而出妻的，要受到惩罚。宋元明清以来的离婚律令，基本沿袭唐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