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部经是伪经。我针对网上流传《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伪经》,提出反驳,理由如下:
1、《开元释教录》的收录未必样样齐全。这就好比某人离世以后,他的某些未出版著作后来出版一样,未出版的著作自然鲜为人知。不能据此得出实叉难陀没有翻译过《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结论。《西藏度亡经》是近代才被发现的,古代未有记载就能因此肯定不是莲花生大士原著而一定是当代人的杜撰吗?况且,就算有后人伪托实叉难陀的名字来宣传这部经,也不能证明内容就是伪造的!比如:《黄帝内经》的作者根本不是黄帝、《易经》的作者也根本不是周文王,都是后人伪托某个名人才出版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这两部书都是杰作。
2、阿育王时代不提倡造佛像,而推行的是学经、布施、戒杀等修行方法,这是事实。佛陀开辟八万四千法门,并不是每一个法门都重视佛像的,但是不重视、重视都各自有道理,因为针对不同根基的众生需要用不同的法理来教化。阿育王时代,是佛法像法时代,众生根基好的很多很多,所以禅宗为主。因为秉持“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观念,认为造像即“着相”,造像即“偶像崇拜”而佛教反对个人崇拜。这个历史事实只能说明当时的人们对修佛的理解比较狭隘且有偏差,而并非可以用来说明地藏经上关于造佛像的经文就是假的。阿育王时代距离第一次汇集又过了上百年,那时的人们看到了多少佛经?在那个时代通讯、交通都很落后,想把所有佛经都搜集完全,是非常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那么后来的犍陀罗遗址、笈多王朝的造佛像也是事实吧?况且中国的佛像雕刻明显是从古印度借鉴、效仿过来的(我参观过四川博物院的展览,里面的解说就是如此),怎么能说建造佛像的思想是中国人的伪造呢?
3、“羌胡夷狄”明显是“意译”的手法,这样的概括较之少数民族、周边敌对民族、邻国人民及遥远国度人民的原意,或者说是中原腹地周边东、南、西、北各处居住的其他民族人民的表述,显然更为精炼,完全契合“依义不依语”的精神,意思丝毫不偏差且可让大众不费吹灰之力就正确理解。这样翻译有何不可呢?类似的一个例子就是周恩来总理向西方观众介绍《梁祝》电影时,他说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果按照网上某些人的机械理解:中国何时有过罗密欧与朱丽叶?因此,《梁祝》肯定是伪造的。
4、无论是称“佛教”还是“浮屠教”,这都只是一个称谓而已!同3,这是“依义不依语”的意译手法,以便让中国信徒能够更好地理解意思,这跟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是否有这个称谓毫无关系啊!就像武则天这个称号,也是后世人民对她的称谓,她在在世时根本没有这个称呼,可是这样的称谓又有什么不妥吗?就算汉文翻译的佛经语言有不妥之处,但能够因为翻译稿质量不高就断定原稿是假的吗?这种逻辑实在太荒唐了!
5、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根本没有佛经,这种说法荒谬至极!那时候的佛经只不过是采用的口授心传的手段,或者被某些人零散记录,到第一次结集就有迦叶尊者、阿难尊者、优波离尊者全部说出。有何证据说明佛陀在世时没有为经文题名呢?一点儿证据都没有。所谓结集,就是汇总、搜集、修订过去曾经讲过的佛经和已经流传的佛经稿的质量,如果没有现存的经、律、论,请问他们又“集”什么?“集”难道不是汇集、整理、搜集、修订、核对的意思吗?
6、“婆罗门女于佛塔寺大兴供养,以及光目女篇佛建塔寺等故事,明显与佛教历史发展不相合”?这样的结论真是太马虎了!看清楚婆罗门女和光目女的时代了吗?她俩都是史前文明的人物,都是多少亿年前的人物,根本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类,那时候就没有佛塔寺吗?为什么要强求史前人类的历史和当代佛教历史完全一致呢?
7、《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确还有另一个版本,就是署名为“法灯、法炬”和尚的版本。当然这个版本没有被收录入《大藏经》,因为它的来源存在疑问。当然,也绝不能因为法灯、法炬不出名就妄加怀疑,因为佛法是平等的,我们更应该“依法不依人”,根据一个法师的名气看人下菜碟根本不是佛教徒应该有的行为。
8、否定者的历史知识很贫乏。“这本伪经非在唐代时伪造,而是直至宋朝以后,一三○六年以前,纔由人假借佛说而写出”?请问靠猜想能得出正确结论吗?不知是否看过五代十国时期周朝苏允平《妙乐寺重修舍利塔碑(并序)》(收录于《《唐文续拾》》)这篇文章,其中明确引用了《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原文“故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过佛塔寺,大乘经典,新者布施供善意;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者,或毁怀者,修补营理,或独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第2、敦煌出土的西夏文《地藏菩萨本愿经》残本,说明至少在北宋的时候这部经在西夏就广为流传了。3、李白写有《地藏菩萨赞》,请问如果没有相应的佛经做宣传,李白又怎么可能写出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