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劲的工业增长和不断提升的国内生活水平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而在这些能源中，石油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目前，虽然煤炭仍是中国首要的能源来源，但在交通运输业、工业和农业中，石油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处于“文革”鼎盛时期的1969年，中国的石油需求量居世界第25位，而今，它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同时也是石油和其他液体燃料的第一大净进口国。
在中国石油需求不断增长之际，全球石油工业正经历着自1973年欧佩克实施禁运以来的最重大转变。受高企油价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世界超级石油巨头、主要的石油生产国和独立的石油大亨纷纷进军非常规石油领域。相对于常规石油，非常规石油的全球储量更多，分布也更广泛。
在这种新背景下，中国在石油问题上的一举一动都将会对其国内事务、国际贸易、环境和全球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工业发展现状
基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现的大庆油田和华中地区发现的其他常规油田，中国在90年代之前一直处于能源自给自足状态。如今，中国的石油消费已经超过国内产量的两倍还多，而这也使得北京不断加大在国内外寻求石油的力度。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而到2013年时，它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石油增长率。据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到2040年，中国的石油产出将会达到560万桶/天。长期来看，主要的石油增长将来自非常规来源，比如天然气制油、煤制油、油母岩质和生物燃料等，而常规石油产量将会保持相对平稳状态。
中国国内的石油生产主要为三大国有企业控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截至2013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世界第四大石油生产公司，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则是世界第四大石油产品销售公司。
目前，三大企业都渴望与西方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一是为了获取资源，二是为了获得与非常规石油生产相关的必要技术。为此，中国政府已经出台政策，允许国内公司与外国石油公司签署产量分成合同。
中国政府各部委与三大企业之间的关系正在不断变化。在中国非常规石油产业的发展中，这种关系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中国的石油公司大都是国有企业，但近年来，在定价和发展战略上，公司领导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有趋于紧张之势。
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三大企业会向高层官员施压，迫使他们修改有可能会对公司利润产生负面影响的政策和文件。比如，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独家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曾竭力阻止外商投资西气东输管道工程。虽然这与中央政府的初衷是相悖的，但它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
目前来看，控制中国油价的国家发改委的权力可能会被削弱。中国政府承诺下放私人投资项目的审批权，让市场参与者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决策责任的转变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另外，中国监管机构的弱势地位与大型国有石油企业的强势政治地位形成鲜明对比，北京旨在改善环境和制定现代能源战略的努力可能会受到影响。
资源分布与挑战
中国本土的石油储备资源具有多样化特征，从常规混合油资源到页岩致密油资源，从油母岩质油资源和沥青油资源，不一而足。在非常规碳氢化合物中，国内能源公司普遍看好致密油。
截至2013年，中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达到256亿桶。此外，中国还拥有大约320亿桶的页岩油资源，约占全球技术可采致密油资源的10%。
中国储量庞大的页岩油主要分布在5个盆地区：江汉盆地、苏北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松辽盆地。此外，塔木察格盆地、二连盆地和渤海湾盆地也拥有丰富的石油储藏。
中国的页岩油一般埋在距离地面约5公里处的粘土质油页岩中，这也就意味着在开采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能源和水才能将它压裂出来，而结果就是会产生大量的污水。此外，同美国得克萨斯州和北达科他州的致密油不同，中国的致密油品质更重，所含的冷凝物比例更低。因而，若以当前水力压裂技术开采，会产生更多二氧化碳，同样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这些资源能否得到开采，经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中国，压裂这些轻质油或重质油的水平钻探技术和其他复杂技术的成本都很高昂，而输送这些资源的管道基础设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多年来毫无节制的并购开支吞噬了石油公司的利润。
此外，石油开发还面临着地理和地质上的挑战。在东部地区，石油储藏多位于城市周边区域，因而在开发过程中，若信息不透明，容易与公众产生摩擦。在西部地区，由于石油资源多位于偏远地区，且周边多为活跃地震断层，因而市场化程度不高，而且开发难度较大。
国外投资
中国一直都很重视国外石油项目的投资。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对石油供应突然中断的战略担忧、对新技术的渴望，以及受上游石油产业的利润驱动。中国的石油公司已经制定了收购国际石油项目股份的雄伟目标，即所谓的“资产石油”（equity oil）政策。2012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海外运营项目的油气产量已经占到该公司油气总产量的37%。
同年，中国三大石油企业的并购总额达到340亿美元，较2008年的170亿美元翻了一番。另外，在2013年，中国国有石油公司的海外投资较之前一年至少增加一倍，而且分布范围更广—秘鲁、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东非和俄罗斯北极地区等。如果将银行贷款计算在内，中国在过去5年里的海外石油投资预计高达4000亿美元。
中国未来能否在北美非常规石油生产上获利，目前来看仍不明朗。但即便如此，三大石油企业还是非常愿意投资该大陆的新兴油气区，因为这里的能源转型市场可以为它们提供最新的技术和最好的商业实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北美的投资也变得越来越容易。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曾试图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现已并入雪佛龙公司（Chevron），但最后折戟而归，因为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对其战略部门的投资。不过，近几年情况有所改善，比如加拿大就对中国的投资伸出了橄榄枝：2011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2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油砂开发商OPTI公司，之后，它又在2013年以15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油气公司尼克森（Nexen）。
虽然中国政府支持国有石油公司进军北美能源市场，但在北美未来的能源革命中，它们能否发挥重要作用仍不得而知。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似有意撤离北美市场，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却刚好相反。
随着对原油和石油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国已经将目光瞄向了新的石油资源，比如俄罗斯的各类石油、加拿大的油砂、委内瑞拉的沥青和巴西的盐下石油等。
未来的环境足迹
毋庸置疑，中国不断增长的石油需求将会对气候变化、空气质量和人们的生活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石油留下的碳足迹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石油消费的增加、海外石油投资的扩张和炼油能力的提升，中国将会在亚洲乃至全球石油产品市场发挥关键作用。
即便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石油消费仍会保持每年大约5%的增长率。为满足这一需求，中国将不得不加工和使用那些价格便宜但却会对环境产生更大破坏作用的“脏油”，比如油砂油。若没有将环境变化或碳税考虑在内的新的监管规则，那么中国不断增长的石油需求将会对空气质量和气候变化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环境挑战是水，在通过压裂法开采重质油时，它是不可或缺的资源。据中国在2010—2012年开展的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显示，国内水资源处于严重匮乏状态。因此，非常规石油的开发将不得不与农业用户、工业用户和城市用户争夺有限的水资源。此外，压裂过程中的污水处理也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时下，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官方制定的国家增长目标更注重能源需求、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之间的关系。在2014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在工作报告中表示，中国“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同时，他也在报告中坦承，“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并强调不仅要减排，而且还要转向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国家发改委建议制定相关措施，进一步限制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
要想减少石油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中国还应采取其他措施，比如提升能源效率、推动车辆电气化，加快城市化进程，以及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等。
地缘政治意义
作为投资者，目前中国三大石油企业在国内都缺乏新的重大经济增长点，同时也缺乏西方石油巨头所掌握的最新的技术和最佳运营模式。不过，它们可以通过政治和财政支持来弥补这些短板。
对于西方石油巨头认为存在政治风险的国家，中国通常会给予“无附带条件”的支持。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国公司享有相对于西方公司的比较优势。
中国与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国有石油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与伊朗和苏丹等国签署了“贷款换石油”协议。从非洲到中亚，中国已经实现了市场多样化的国家目标，而这也给予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目前来看，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将会改变其能源安全战略思维。同时，它也不愿意做出新的政治或安全承诺，尤其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仍能确保全球石油市场稳定的情况下。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在海外石油市场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一些国家可能会产生反中国情绪，进而危及中国的能源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加大干预力度，比如在2007年的埃塞俄比亚危机和2012年的南苏丹危机中，中国都采取了干预措施。此外，中国也已经开始打造蓝色海军舰队，确保印度洋航线石油运输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