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大都市化是日本城镇化核心驱动力
相关研究报告显示，1945年，日本的城镇化率仅为28％。二战之后，日本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55年城镇化率上升至56％，截至2011年，这一数据已超过90％，在亚洲地区属于领先水平。
纵观日本城镇化进程，工业化、大都市圈、卫星城、轨道交通等关键词频繁出现。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关键词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工业化是日本城镇化的第一推动力，大都市圈是日本高速城镇化的核心承载平台，立体便捷的交通体系和大量的卫星城则是日本城镇化的重要支撑。
首先，日本将“工业化”作为二战之后的国家战略，开始制定有效的产业规划和工业布局，高端制造和出口拉动成为推动日本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快速工业化使日本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口、产业和城市的高度聚集。在日本工业化发展巅峰期，其工业产值对国家GDP的贡献曾超过85％，后来下降到50％左右，逐渐走向平稳。
其次，日本按照土地精细集约的发展思路，制定了日本都市圈发展规划。在工业化的快速推动下，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开始形成。这三大都市圈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14.4％，但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0％以上，高度集中的都市化推动了日本城镇化的高速发展。
最后，为了强化大都市的带动和辐射效应，立体交通成为日本城镇化发展的又一重要保障。机场、高速公路、高速新干线、地铁、电车，再加上水上交通，这些构成了日本海、陆、空加地下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便捷的交通促使大都市周边产生了大量功能性卫星城，这些卫星城为疏解大都市的各种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开始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第三产业崛起，现代服务业成为日本城镇化新的驱动力。科研研发、总部经济、信息技术、金融服务等新兴产业完全取代了日本传统工业，产业开始升级换代，以前的产品制造中心向总部中心、信息中心、金融中心和服务中心转变，第三产业推动着日本城镇化水平继续向前发展。
日本城镇化发展可见一斑，有得有失，可圈可点，对中国今后的城镇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下主要从四个方面解读日本城镇化中的“得”与“失”。
一、城密与乡疏矛盾
都市“过密化”与乡村“过疏化”是日本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典型问题，特别是三大都市圈占据了日本过半的人口，城市人口密度非常大。例如2010年，东京都平均人口密度为6017人／平方千米，东京都中心23个区平均人口密度为14389人／平方千米，大阪市人口密度为11843人／平方千米，名古屋市人口密度为6785人／平方千米，远高于当年北京的平均人口密度1196人／平方千米。虽然日本政府对大都市进行了积极引导和科学管理，但是由于大量人口的过度集中，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公共资源配套不全等问题开始涌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农村出现劳动力不足、高度老龄化、空心化、文化水平落后及产业缺乏动力等问题，最终导致了日本出现乡村严重衰退的现象，这对日本乡村文化的保持和发扬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如今，日本9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大城市或中小城镇，纯粹生活在农村、渔村、山村的人口非常稀少。农村人口的减少直接导致了日本粮食产量与自给率的大大降低，增加了粮食进口的依赖性。因此，当下中国城镇化有必要合理控制大城市人口，引导农民就地城镇化，以保证农村及农耕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市场与政府互动
市场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力量，但政府的引导和法治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和市场要做好统筹互动，既要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又要积极发挥政府的调控性，同时也要划清两者界线，避免走向极端化。
尽管日本在城镇化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但是政府恰如其分地发挥作用，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决策依据。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在城镇化过程中十分重视法律保障和规划先行。日本政府先后颁布《国土综合开发法》、《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新事业创新促进法》、《三大都市圈发展规划》、《土地区划整理法》和《新市町村建设促进法》等系列法律法规，通过科学规划和有效引导，发挥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效避免了人为因素的主观偏差、行政意志的“拔苗助长”和放任自由的无序增长等突出问题。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必须理清政府职能，把握好“市场的归还市场，政府的归还政府”这条主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市场良性发展“保驾护航”。通过制定、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对新兴城镇化进行科学规划，以“两场统筹”（市场、官场）引导城镇化的有序发展。
三、繁荣与泡沫教训
日本工业化驱动下的高速城镇化，让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更是如火如荼，土地和房产“神话”不断上演。毋庸置疑，房地产大量开发和暴利驱动助推着日本城镇化进一步向前迈进。各行各业的企业都开始涉足房地产业，房地产也成为全民投资的首选。
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日本土地和房地产价格不断翻倍暴涨，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2000年之后，日本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当年约近5000家房地产企业或建筑公司破产倒闭，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次“大洗牌”后，开始回归理性。但是，这个泡沫却给日本经济带来了重创。之后十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此前日本经历的相类似，当时日本房地产以“硬着陆”收场，给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以史为鉴，中国新型城镇化需要避免房地产过度开发的泡沫化，必须通过科学引导和有效调控，杜绝“造城”式的“被城镇化”，实现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四、生态与生产并重
日本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高度重视产业支撑，保持了城镇化与产业化发展的同步协调，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和造城运动容易形成“空城”和“鬼城”。由此可见，可持续的城镇化扩张应以产业支撑为前提，做好三产的协同发展，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和增强城市活力，而且还可以有效避免过度城镇化和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在城镇化过程中，除了产业和生产之外，生态保护也是每个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重要问题。事实证明，以生态破坏为基础的生产是不可持续的，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动力虽然强劲，但也遭遇了生态毁灭性破坏的深刻教训。曾经令世界震惊的“疯人村”、“水俣病”、“痛痛病”、“哮喘病”、“核污染”等问题都已成为典型社会公害事件，这些都是过度产业化和缺乏生态保护意识导致的后果，这种惨痛的代价是无法用金钱去弥补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日本开始制定《公害基本法》，城镇化才慢慢走向生态集约型发展的新方向。
日本政府1月3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东京圈净迁入人口2018年逼近14万，多数都道府县在与东京圈抢夺人才的大战中处于下风。
【首都：人满为患】
日本总务省1月31日发布一份报告，显示东京圈2018年净迁入人口为13.99万，同比增加1.43万人。
所谓东京圈，即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其中，东京都2018年净迁入人口最多，达到79844人；埼玉县次之，24652人；神奈川县，23483人。
日本共同社报道，与往年相比，2018年数据把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涵盖在内；如果不算外国人，则东京圈净迁入人口连续23年增长。
为遏制东京圈人口过度增长，日本政府不断出招。例如，日本政府官员去年披露，今后原则上禁止东京市区的大学在十年内增加招生名额。
截至2018年初，日本287万大学生中，大约40%就读于东京圈；东京中心城区23个区的高校录取全国18%的大学生，是地方生源主要的就读院校。
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地方学子赴东京求学，毕业后在首都就业，导致地方人才流失。
日本人口迁移：从向三极集聚向东京圈一极集聚
日本存在两个版本的城市化率统计：一是市部人口比重。该比重为国内学界广泛引用及世界银行数据库收录，但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大。比如因行政区划调整，1950-1960年从37.3%激增至63.3%，2000-2010年从78.7%激增至90.7%。二是DID人口比重。为克服行政区划调整影响，日本统计部门在1960年定义人口集中地区(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s， DID)，即人口密度高于4000人/平方公里的调查区，和市区町村内互相邻接、人口合计超过5000人的调查区。日本DID人口比重从1960年的43.3%快速增至1990年的63.2%，再增至2010年的67.3%。
在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随着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1)第一阶段，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3%，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3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1%、16.9%、9.4%；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未变)。
2)第二阶段，因东京圈收入较高且经济继续集聚、名古屋圈经济份额略有上升、大阪圈衰落，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净迁入状态，名古屋圈人口略有迁入，大阪圈人口基本处于净迁出状态。1974-2016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为350、-89、10万人。2016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分别为32.3%、13.9%、9.9%，分别较1973年变化3.2、-3.1、0.5个百分点；人口分别为3629、1831、1134万人，占比分别为28.6%、14.4%、8.9%，分别较1973年变化4.7、-0.6、0.5个百分点；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3、0.96、1.11。该时期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增长主要源于自然增长。
此外，在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背景下，日本人口在2008年左右见顶，1990年代中期开始以来除东京都及东京圈三县、爱知县(名古屋圈核心)、大阪府、福冈县等少数地区外，绝大多数县逐渐面临人口净迁出，不少地区人口开始减少。至2016年，日本47个都府道县中已有39个人口见顶，49个主要城市中已有27个人口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