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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而言，美国的文化价值观 很难注意到它们。它已成为了我们的生活背景，我们离不开它们，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它们是一种想当然的东西，从我们的出生到最后死亡，文化一起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如何文化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成为现在的自己了。
美国人的种族、职业、信仰多种多样，因此，美国文化是最多元性的文化之一。煤矿工人和公司经理、爱尔兰血统的波士顿天主教徒和新奥尔良的科利奥尔人——他们都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同时也为美国文化增添了光彩。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某些共同的价值观模式还是能够清楚地被区分出来的。
1、美国人的传统价值观
罗宾·威廉斯在他的《美国社会：一个社会学的解释》（罗宾·M·威廉斯，Jr.，1970）一书中给出了一套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为我们这一部分的讨论提供了基础。此外，许多其他社会学家也区分出了一系列美国人共有的价值观。这些论断已得到了外国游客的赞同，他们观察到了同样的典型美国人的特征。在美国人中进行的民意测验也证实了这些价值观，测验结果表明美国人仍然信守冈纳·莫德尔（Gunnar Myrdal，1962）所说的“美国人的信条”。威廉斯列出了如下传统的美国人价值观：
个人成就。个人成就是所有美国人评价最高的价值观之一。美国人赞扬和奖励那些才艺出众和成就辉煌者，尤其是那些通过艰苦工作而取得成就的人。一个人的价值常常被赞同于其在商业、艺术或其他重要领域中的成就。但是，对成就的这种强调，特别是往往用经济方面的状况来衡量成就，就与尊重一个人仅因为是其自身的原因的观念相冲突。
工作。美国社会是建立在艰苦工作的基础上的。来到这片荒原的早期移民必需努力工作，这不仅仅是为了争取较好的社会条件，更是为了能生存下去。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人们的生产提供了可能性，同时，这些殖民者也意识到，一个农民、猎人或矿工的劳动不仅仅给他自己，而且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财富。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工作被视为是取得较好的社会条件的手段。这个新国家开放流动的社会结构也为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们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到现在为止，工作仍然是美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价值观。
道德关怀和人道主义。作为美国人虔诚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早期美洲殖民者对那些比他们不幸的人们的福利有关深切的关注。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美国人并不经常把这种价值观付诸实施。同时，人道主义价值观与美国人其他的一些主要价值观存在逻辑矛盾。比如，个人成就的价值观就使很多美国人难以接受国家福利计划。在他们看来，让社会的一部分人来养活那些根本不工作的人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其他人显然是由于其自身难以抗拒的原因而陷入贫困的（例如水灾受害者），则大部分美国人的态度是十分慷慨的。要解决诸如上述个人成就与道德关怀之类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是很困难的，而且很容易导致个人层次的混乱和不稳定。
效率和实用主义。美国人倾向于用实用主义来评价事物：这是否可行呢？是否值得这么做？这种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边缘地区传统的影响。边缘地区的危险环境使当时的殖民者对那些缺乏效率和不够实用的工具、武器甚至人都十分轻视。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美国人喜欢尽快解决手头上的问题。结果，美国人往往比较注重技术，并有一种想控制物质世界的强烈欲望。美国人一般不愿意追求长远的、不切合实际的目标。
进步和物质增长。作为一个建立在希望之上的国家，美国一直对进步的思想感兴趣。这种思想的源泉之一就是对工作的重视，它直接导致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艰苦的工作将有助于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早期的美国人努力提高他们的物质繁荣和享受的水平，这种努力使进步的思想和技术革新相联系起来：如果一种事物是新的，那它肯定就是好的。由于进步的思想和物质增长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它们都意味着“美好生活”。由此，在美国的公司和企业中出现诸如“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这样的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广告也竭力使我们购买它所宣传的产品，因为它是“新的”和“进步的”。
平等。由于早期的美国殖民者大多来自殖民国的中下层阶级，所以他们大多反对严格划分阶级的观念。因此，“旧世界”的许多不平等现象在美国则不是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国家具有大量的自然资源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充足的供应，从而更增强了平等的观念。
和许多其他主要价值观一样，平等观念也和其他一些价值观存在冲突，而且也往往在实践中难以得到体现。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理想价值观和现实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一种认为美国人生活中明显缺乏平等的观点指出，要体现平等价值观就要求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去争取成功，但实际上即使以这个最普通的标准去衡量，大多数美国人也很难做到这一点。许多中上层阶级的成员把他们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解释为对他们更高个人成就的一种奖励，而这种个人成就观点也是美国人的主要价值观之一。
自由。在所有美国人价值观中，自由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对美国人而言，自由意味着行为不受约束，又代表着一个明确的、完全的自由体制，包括：新闻自由、和平集会的自由、维持多党政府的自由以及私人经营企业的自由等。
虽然美国人也接受一些对其自由的限制，但他们对任何过分强权的、直接要求他们如何生活的政府则表示出完全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建立这样一种信仰之上，即人们应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
美国人的这种对政府控制的怀疑态度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冲突，即文化中自由价值观和平等价值之间的冲突（利普斯特，1963）。如果没有政府管理，一部分人会变得极端富有甚至专权。极端的财富紧接着就会带来对穷人、下层阶级的压迫。这就违背了我们所接受的平等价值观或至少是违背了平等机会的观念。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大部分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而且应被其他国家沿用。即使到今天，那些对美国社会提出建设性批评的美国公民有时会被认为是不爱国的。
最近的一些社会学研究已发现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个人价值观之间存在许多相同点。正如表3-2显示的那样，在12种价值观中，两国的城市居民都把“身体健康”和“婚姻幸福”列在最重要的选择，而把“道德目的”、“团队工作的意义”、“赚大钱”列在最后。然而，两国公民对具体各项价值观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婚姻和朋友对英国人而言更为重要；美国人则更注重“有意义的生活”。可以推断，这些区别反映了两种文化间深层次的差异：美国文化更偏向于集体主义，而美国文化更偏向于个人主义。
2、对美国人价值观的其他分析
尽管罗宾·威廉斯曾经指出，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某些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冲突，但他并没有过多地强调这些冲突，从而把它看作是美国文化的主要要素。他也没有对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足够的讨论。但近年来，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联系已成为其他社会学家们分析的焦点。同时，研究者们还指出，美国人的主要价值观正处在巨变过程中。
帕森斯的观点
塔尔科特·帕森斯（1964，1967）（他的社会理论很强调文化价值的意义）认为美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可称为“工具性能动主义”（instrumental activism）。所谓“能动主义”，帕森斯是指美国人倾向于对周围环境进行控制，而不是佛教徒那样的被动的生活方式。所谓“工具性”，帕森斯是指这样一种事实，即美国社会并不追求一种高层次的或者说是“最终的”目标或价值观，相反，它追求一种非常普通的“改善”或“进步”。美国社会所主张的主要价值观——如效率、经济发展、科学进步及追求知识等——都是为了获得个体或集体的人类幸福的工具。
帕森斯强调指出，美国社会一直受到新教教义的道德和精神传统的强烈影响。新教徒认为人是神的意志的工具，因此，人类应为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工作，他们的目的是在现世建立一个上帝的王国，而不是期待来世。新教徒相信，个人能够而且也有责任把自己的行为引导到这种基本的宗教义务上来。因此，所谓工具性能动主义就阐发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每个成员都能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社会。
批评的观点
丹尼尔·贝尔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提出了对美国文化冲突的尖锐批评（丹尼尔·贝尔，1978）。他指出，主导美国经济的资本主义体制在其发展的不同过程中强调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观。在其早期阶段，资本主义强调独立、工作、成就、节俭和节制，这促成了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并使资本家把获得的利润不断地进行再投资，从而积累资本。但是当美国社会由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到大规模的资本联合时期时，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来维持企业的运转，需要支出大量的广告费用以鼓励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务。这就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包括个人享乐、自我表现和自我冲动。
人们不断被劝告要增加消费，要好好消遣，要旅行、喝酒、享受生活，这一切都使美国人发现自己已陷于与原有价值观——艰苦工作、勤俭和谦虚——的剧烈冲突之中。为了获得享受新价值观的手段，人们反而又必须继续遵循旧的价值观。但是，这两种价值观在许多方面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很难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此外，这种明显向贝尔所说的享乐主义——认识个人享乐是最高利益的观点——发展的长期趋势，最终将会威胁到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即时享乐的愿望将会使人们丧失努力工作、节俭的动力。如果贝尔的上述论断是正确的，那么美国文化就已远远背离了新教徒的信仰和实践。
贝尔并不是唯一的一位认为美国的基本价值观正在潜移默化地向享乐主义转变的当代社会学家。社会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在其最畅销的著作《自恋主义文化》中指出：长期主导着美国人生活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正在让位于“纯粹的个人专注”，或者说让位于所谓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克里斯托弗·拉什，1979）。甚至我们关于成功的定义也正在从通过艰苦工作和推迟享受以求得自我实现，就直接追求报酬和满足的自我实现。
作为这种不断增长的自我专注的结果，自我实现的流行观念，如健康食品、强调个人舒适和学会沟通等正成为一种时尚。拉什把这种价值观的变化视为一种个性失调，称之为“自恋主义心态”，或者说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反过来，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不断增长是和我们社会的更大变化直接相关的，特别是与我们大多数人在其中工作的大型官僚体制的兴起密切相关。现代社会中官僚体制的巨大规模，使人们对旧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这么一个已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是否依然能发挥作用而产生怀疑。同时，具有自恋主义心态的人们则发现他们操纵他人的能力可使他们在这个共同世界中走向成功。
最近，由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领导的研究小组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对英国人价值观的广泛批评。在一本名为《心灵的习性》（1986）的书中，贝拉和他的同事们同意贝尔和拉什关于自我实现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价值观的观点。贝拉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自我实现是个人主义的现代发展形式，而后者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中心观念。在他们看来，这种当代形式的个人主义的问题是，人们已越来越对社会的集体目标缺乏关心，并退回到他们的私人生活中去了。他们认为，在美国早期历史中，这种与个人主义与生俱存的自我中心主义受到了人们与家庭、教会及当地社会较强联系的制约。然而，随着这些社会机体的日益衰弱，人们越来越把公共关怀（如照顾穷人）放在一边，而这对于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生存而言是必需的。
在上述对美国文化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贝拉和他的同事们在《美好社会》一书中强调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该书认为强有力的制度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们能压制人们自私的冲动，并促进公共利益。作者还详尽描述了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制度弱化的结果：家庭、商业组织和国家都陷入了债务的泥潭中；贫困、无家可归和污染持续恶化；美国的儿童也处于困境中；自然资源难以更新。他们强调认为，只有为我们的社会负更大的责任，才是真正对自己负责。
民意测验的观点
贝尔所发现的美国文化中日益增长的享乐主义与拉什所看到的正在出现的自恋主义倾向显然是相互联系的，两者都和贝拉所说的新个人主义有关。但是，这些分析都只能说是针对特殊情况的，是建立在个人观察和推理的基础上的。即使是对贝拉小组而言，他们的结论也仅仅是建立在对几百个美国人观察的基础上的。作为这些论断赖以存在基础的数据本身的脆弱性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民意测验所反映出来的美国人态度和价值观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他们的观点？
在对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美国人价值变化进行的测量中，民意测验起居室丹尼尔·扬克罗维奇发现了他所提出的美国价值观正在进行“文化革命”的依据（丹尼尔·扬克洛维奇，1981）。他把这场革命视为一种由我们的新教徒先辈的“自我克制”观念向自我实现伦理的转变。他所引用的部分论据是，他在研究中发现相信“勤劳致富”的美国人的数目从58%下降到42%，或者说还不到美国人口的半数，而80%以上的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已认同了自我实现的观念。但是，他保持了相对乐观的态度，认为这种变化已得到了扭转，并相信美国人正在变得更少一些自我中心主义，而且正在向责任伦理转变。
不论美国人是否真的愿意向责任伦理转变，他们显然正在变得更为愤世嫉俗，也日益从对公众社会的幻想中醒悟过来。通过对美国人观念在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期间变化的研究，研究者发现了日益增长的超然态度和对美国社会信任程度的减弱（哈里斯，1987；黑斯廷斯等，1991）。例如，对医生的信任程度由73%下降到30%；对商业领袖的信任程度由55%下降到16%；对联邦政府技术部门的信任程度由41%下降到17%；对工会领袖的信任程度（从来都没有达到过较高水平）由22%下降到10%（参见图3-1）。
一种新的文化转变？
在最近的一篇向布鲁科林斯研究所提交的报告中，丹尼尔·扬克罗维奇（1994）为他的乐观观点提出了一个新的依据，认为我们正处在向一种新文化转变的边缘——如果说不是要回到传统价值观，至少也可以说是背离了最近几十年的激进个人主义倾向。这一新趋势得到了大众媒介的鼓吹，他们持续报道美国人正变得日益“家庭中心主义”，且不热衷于“物质主义”。如果这一变化确实已在发生，则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在相对表面的层次上，这一变化可能和二战后及60年代期间美国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那一代人已逐渐成人有关，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因此正在严重影响美国人的文化模式。过去几十年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发展可能和这一代人还是青少年、大学生或未婚人员这一事实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们相对来说还未受到工作、家庭这一现实的束缚。进入90年代以来，这一代人中的大部分已开始安定下来，参加了工作，组织了家庭，并已生儿育女，这就促使他们转向一种更偏向于集体评价的价值观。
扬克罗维奇提出了另一种较为可信的解释，认为这一变化更多是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是人口代际变化。在他看来，推动文化变迁的动力是经济发展的程度，这一变化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在美国，这一阶段发生于高度繁荣的50年代），富裕经济是一个新事物，人们并不指望它能永远持续下去。因此他们倾向于坚持诸如家庭稳定、努力工作和自我牺牲的价值观。在第二阶段（在美国，这一阶段发生于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人们已开始习惯了繁荣，而且认为这种繁荣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根据这一看法，在这一阶段人们更倾向于个人选择而不是社会契约。“他们和他们的国家现在可以随意消费，根本不用顾虑明天……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任意挥霍，以弥补逝去的时光”。在第三阶段，一种对繁荣可能已失去的恐惧产生了。人们认为他们可能由于个人原因而丧失了许多机会，从而又必需依赖别人。由此，他们开始修正自己的价值观，背离个人主义，转而强调社会联系。
由于日益增长的经济问题，美国显然已开始进入第三阶段。扬克罗维奇这样写道：“美国人正在降低他们的期望值，以使自己逐步适应在他们看来是困难变大、开放程度降低、公平度下降、压力更大的经济环境”。然而，到底这一变化能走多远，是否会导致美国社会制度的全面革新，这还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