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
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陈云说：“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这15个字，可以说是陈云同志对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以及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有力批驳；是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具体发挥。
“唯上”、“唯书”和“唯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相反方面，反映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路线的对立。“唯上”、“唯书”是“从感觉和思想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唯实”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不唯上”，是针对一些上级机关和领导人搞“一言堂”，一些下级机关和工作人员执行上级指示不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出发，机械地照转、照搬、照套而提出来的。它的基本含义是各级机关和领导人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对上和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上级的政策和决策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具体化，切实有效地加以执行。因此，它与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不唯书”，是针对当时一些领导人“以为上了书的都是对的”，搞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苏联经验神圣化，不联系中国实际，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提出来的。“不唯书”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一方面用理论指导实践，使实践不陷入盲目的境地；另一方面，将实践中的具体经验上升为理论，并在实践中检验、修正、丰富和发展。它与不读书、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优秀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经典著作，是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理论化系统化的表现。认真地阅读这些书藉，是我们学习理论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
“只唯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只唯实”的前提是尊重客观实际。“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要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只唯实”的核心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要在了解情况、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找到事物内部的必然联系即规律性。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陈云就强调“必须善于去了解各种环境的不同，善于采取适合于当时当地环境的工作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否则，就会出现经济混乱。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而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改革开放以后，他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根据三十年来的经验，找出基本建设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这一条杠杆，是必要的，这样才是实事求是。”
“只唯实”的关键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实际情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和政策也必须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不能僵化保守，固步自封。“必须继续提倡……创造性，同时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墨守成规的倾向必须反对，应该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就不能前进。但是创造性必须和实事求是相结合，否则就会华而不实，不能真正地前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只有如此，才能不断打开局面。
做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立场问题。
二、全面、比较、反复
有了坚定的唯物论立场，是不是就能做到在实际工作中实事求是呢？陈云认为，还要在这一前提下，进一步解决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6个字：“交换、比较、反复。”
陈云同志说：“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还说：“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陈云同志谈到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既反对速胜论，又反对亡国论，正确的结论是持久战。毛主席讲统一战线，就是比较了陈独秀和王明，只团结不斗争或只斗争不团结都不对，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比较，是从同中找异，从异中找同；从普遍性中找特殊性，从特殊性中找普遍性；从利弊中权衡得失。通过比较分析，就能使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下得更准确。比较的方法是唯物辩证地分析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比较，还要注意可比性。列宁说：“比较的原则，拿来比较的东西必须是同类的。”拿性质不同、起点不一、发展过程毫无共同之处的不同事物去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还可能陷入迷误和深渊。
“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陈云同志告诫说：“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反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发扬民主，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将群众零碎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整体的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是多谋善断的过程，“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
三、加强党性修养
陈云认为，能不能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有没有坚强的党性问题。如果没有很强的党性，就难以坚持做到实事求是。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做到实事求是，必须不断加强党性修养。
党性修养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坚持党的性质、宗旨。陈云同志说：“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他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做事情，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如果强调讲面子，在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看问题就有个人的角度，……掺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因此，究竟是讲真理还是讲面子，是涉及党性修养的大是大非问题。
在现实中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同志正是由于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修养，想个人的利益多了，想国家、人民、集体的利益少了，结果面子越来越多，爱听恭维话，打顺风旗，发现问题也不敢批评、揭露，分析和处理问题害怕讲真理讲到自己头上，亮了自己的丑。其结果是害人又害己。
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以《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为题的讲话，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总结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这个结论是何等正确！
四、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陈云认为，能不能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还要有正确的途径和科学的态度，那就是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他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这段话言简意赅，凝结着我们党积累的宝贵经验，体现了毛泽东“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著明论断，对于我们今天改进作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胡锦涛同志今年2月22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话中说：“调查研究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这个“基”和“道”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惟一正确途径和科学态度。
据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长期以来，陈云同志养成了一种习惯：他在处理每一个问题的时候，总要进行认真周密的调查研究，对没有调查研究的事情，很少发表意见。早在1933年他就指出，党和工会的领导“必须纠正官僚主义”，深入调查研究。他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亲自到汀州等地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形，考察订立的合同是否实行，了解工人的要求，并在调查研究后写了《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怎样订立劳动合同》，刊登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在延安做经济工作时，他经常到新市场去了解农民卖什么，买什么，调查市场的供求情况。进北京以后，他常到百货大楼、天桥闹市、东单菜场等地方，了解市场情况。对于钢铁、煤炭、化肥、粮食、基本建设等等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计划、方针、政策的制定，他都坚持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摸清情况后，才提出处置意见。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一些同志头脑发热，高指标、浮夸风盛极一时。如1959年确定的钢铁产量指标，就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突出问题。陈云同志接受中央落实钢铁指标的任务后，花了3个月的时间，对钢铁工业内部各（下转第46页）（上接第40页）个环节的资源、设备、生产能力，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经过认真算账，他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落实钢铁指标问题》的发言，主张把钢产量由原定的1500万吨压缩为1300万吨，钢材产量定为900万吨。多数人认为，这个指标太低了，会使下面泄气。陈云却坚定地认定：做到这些“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他在《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的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刘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他还说：“小高炉炼出的九百多万吨铁，目前含硫量超过冶金部规定的千分之二标准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说至少百分之五十。那就是说，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将有四五百万吨生铁含硫超过标准，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这是劳民伤财。”同时，陈云还提出，上述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依据还不够，因为“还没有对钢铁同其他工业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更没有对整个工业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系进行全面研究。仅仅就钢铁来规定钢和钢材的生产指标，还不可能完全确当。”他认为上述压缩指标“只能是初步的，只是提供政治局进行考虑，还不希望做出最后决定”。
认真阅读《陈云文选》可以清楚地看出，陈云同志作调查研究，一是认真、深入、细致，不弄清情况，决不罢手；二是亲自动手，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善于引导群众讲话，讲真活；三是注重典型调查，认真解剖麻雀，把“下马观花”和“走马看花”结合起来；四是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从不一刀切、简单化。1961年，他写了《青浦农村调查》一文，他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之后，他又明确提出：“母猪私养要从实际出发。”“上海市近郊的蔬菜产区，大概有十个公社，农民过去缺乏养猪的经验，他们不会养母猪。目前还不可能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在这些地区，机关或公社办养猪场，养比较多的母猪和肉猪，可能是必要的，可以继续试办。但必须按照饲料供应的可能来拟定养猪规划，并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方法。同时，要充分利用农民私养的可能性，协助他们多养猪。”我们有些同志成天搞调查研究，却仍然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就与调查研究时缺乏陈云同志那样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