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南京博物院携手《扬子晚报》，开设专栏介绍藏品并采取短信及网上投票，并组织专家和各界人士研讨，从四十余万件馆藏文物中选出十八件“镇院之宝”。另外还有两件极品馆藏，一共是20件，分别是：
01 金兽（西汉），一九八二年正月，盱眙马湖店村农民万以全在挖水渠时一锹下去，竟然挖出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兽，这种神奇的运气是大多数考古学者一辈子都没有的。此金兽重达9100克，含金量达99%，通高10.2厘米，身长16厘米，身宽17.8厘米，空腹、厚壁，浇铸成形，是目前全国考古发现的金器中最重的一件金器。金兽下还盖着一个精美奇特的铜壶，壶内装满了金器，其中9块半金饼重达2864克，15块马蹄金、麟趾金重达4845克，11块金版“郢爰”重达3260克。
02 错金银重络铜壶（战国），与“金兽”和其他金器同时出土的是一尊重金络青铜壶，即装金子的容器。残高为24厘米，口径12.8厘米，腹径22.2厘米，足径13.8厘米，是中国青铜时代泥范铸造技术的完美作品。虽然金兽等被认定为西汉时期的，但此青铜壶却是战国时期燕国的产物。最为显著的历史意义，在于铜壶有三处铭文：一处为口内，内容为“廿五重金铬壶受一孛五纣”，这是一批器皿的编号、名称及容积，孛、纣为战国时燕国的专用量词，故可确认此壶铸成时为燕国器。第二处铭文在圈足内侧，虽被锐器錾凿，但从残迹中可见约三四字，可能为“王后右酒”，应为使用者的记铭。第三处铭文在圈足外缘，共有刻铭廿九字，铭文为“隹王五年，奠易（阳）陈旻，再立事岁，孟冬戎启，齐藏戈子斿。陈璋内、伐匽（燕）邦之获”，内容与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陈璋方壶大致相同，可互为补正，故此壶又俗称“陈璋圆壶”；这一铭文反映了战国中期的一大历史事件：燕王哙禅让，由相国子之执政，三年引起燕国内乱，在齐王的阴谋煽动下内战越甚，齐趁机发兵攻打燕都城，在“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的情况下大胜，并掠获燕国王室重器。此青铜壶造型奇伟，纹饰华丽，又是集三处铭文于一身，艺术价值无与伦比。可惜此行未见其展出。
03 广陵王玺金印（东汉），目前唯一发现的汉朝刘姓王族的玺印，该印由高纯度黄金制成，金光灿灿，重122.87克。印面长2.375厘米、宽2.372厘米；龟钮高2.121厘米、台高0.945厘米。其龟钮精致，纹饰优美，印文阴刻篆书“广陵王玺”，布局疏密有致，行笔流畅、直中有曲。此印来历颇为曲折，上世纪七十年代，南京博物院对扬州附近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根据出土文物铭文初步推定为东汉广陵王刘荆的墓葬。第二年，墓葬清理出的废弃土被用于铺路，当地女农在扒土时在扒土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看上去黄亮亮的东西，随手装入了口袋，收工回家清洗后发现是一枚印章。其丈夫曾在考古队中做过民工，凭经验他感觉这东西不同寻常，后来夫妇俩特地赶到南京博物院请专家鉴定。在给予当时看来不菲的四百元奖励后，夫妇二人将广陵王玺金印愉快地捐给了国家。
04 金蝉玉叶（明），金蝉玉叶是南京博物院四十二万件藏品中的一件工艺极品，一九五四年苏州墓葬发掘出土，为贵族女子头上的发簪。侧身翘足、双翼略张的金蝉好似在奏鸣，由透明的玉叶托着。金蝉左右各外翼长1.7厘米，宽约0.8厘米，厚仅0.2毫米；玉叶则长5.2厘米、宽约3.2厘米，叶片打磨细薄呈凹弧状，仅厚约0.2厘米，有主脉一根，两边各有支脉四根，系用新疆和田所产羊脂白玉精工琢磨而成。整个画面动静结合、妙趣横生，具有极高的鉴赏价值，是明代中期的极品工艺品。蝉俗名“知了”，所以“金蝉玉叶”也就为“金枝玉叶”。此行笔者未见其展出，觉得相当遗憾。
05 银缕玉衣（东汉），一九六九年出土于徐州土山一号汉墓中，徐州在西汉时属于楚王封地，东汉为彭城王封地，前后有五代，土山一号汉墓墓主是东汉某代彭城王。在汉代，玉衣是皇帝、诸侯王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殓服，但西汉时尚未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故已发现的西汉诸侯王的玉衣，既有金缕，也有银缕、丝缕；东汉则实行了严格的玉衣等级制度，只有帝王才有资格在驾崩时穿金缕玉衣，而诸侯死去时只能穿银缕玉衣，一般的贵族和长公主只能穿铜缕玉衣。这件东汉某彭城王的银缕玉衣全长一百七十厘米，外观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样，从头到脚由头罩、上衣、裤子、手套和鞋五部分组成，共用玉片2600余片，编缀玉衣的银丝重约800克。
06 错银铜牛灯（西汉），一九八〇年在扬州出土于东汉广陵王刘荆墓葬，就是第二年从废弃土中发现广陵王金印的那个汉墓。它通高46.2厘米，牛身长36.4厘米。该灯不但设计精美，而且在制作时巧用铜银二种不同材质的色泽，形成颜色的完美搭配。铜牛灯工艺精湛，整体纹饰运用流云纹、三角纹、螺旋纹图案为地，饰以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图案，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铜牛灯由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它的三部分均可拆卸，使用和擦洗相当方便。灯座是一俯首站立、双角上耸、四足矮而敦实、尾卷曲向上、雄浑壮硕的黄牛。牛腹中空，背负圆形灯盘，灯盘一侧设扁平把手以转动灯盘，盘上饰两片可以灵活转动的灯罩，其中的一片刻镂空菱形斜方格形纹，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用。灯罩上紧扣穹顶形罩盖，盖顶之上弯曲的烟管与牛头顶上方凸出的短管紧密套接，可将烟尘通过导入灯座腹腔中的清水被溶解。
07 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明），南京博物院所藏文物中瓷器占了一半，总藏超过廿万件。盛行于元明两朝的梅瓶，向来备受人们瞩目，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两件梅瓶，即“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和“赏赐梅瓶”都是其中的珍品，前者是仅存带盖子而且保存完整的洪武釉里红梅瓶，一九五七年出土于江宁县东善桥响龙山附近“娘娘坟”的土包上，墓主人是明成祖朱棣的驸马都尉宋琥和安成公主。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新烧成的一个瓷器品种，在白色瓷胎上以含铜的颜料进行绘画，然后罩透明釉一次烧成，但高温铜红釉对窑室气温要求比较严格，鲜红色最为难得。岁寒三友指松树、绿竹、梅花三种常绿植物，象征着高洁的志向，是元代文人画的常用题材。也许是追求画面对称的缘故，自明初沿袭整个明清两朝，岁寒三友纹饰都添绘一株芭蕉，这件梅瓶也不例外。此梅瓶高41.7厘米，造型优美，器型完整无缺。可惜此行未见这件釉里红，但看到了那件“赏赐梅瓶”。
08 坤舆万国全图（明），《坤舆万国全图》是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所绘制的世界地图，该图于明万历三十年在北京付印后，刻本在国内已经失传。南京博物院所藏《坤舆万国全图》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宫廷彩色摹绘本，是国内现存最早、也是唯一的据刻本摹绘的世界地图。该图本为清宫旧物，在清帝逊位动荡而流出宫外，在几乎流落海之前被北平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以重金购回，民国廿五年并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这幅珍贵的世界地图遂一直由南京博物院珍藏。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以当时的西方世界地图为蓝本，并改变了当时通行的将欧洲居于地图中央的格局，而是将亚洲东部居于世界地图中央，此举开创了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此图所绘五大洲中，各洲以不同颜色区分。山脉以写景法描绘，河流以双曲线绘写，海洋则以深绿色绘出水波，整幅地图和谐而又富有层次感。地图圈外还绘有九重天图、天地仪图、日蚀图、月蚀图、赤道北地半球图、赤道南地半球图、中气图等小图，包罗了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开拓了当时国人的眼界。在各个海域中绘有鲸、鲨、海狮等海生动物十五头，南极大陆上居然绘有陆上动物大象、狮子、驼鸟、恐龙等八头。
09 徐渭《杂花图》卷（明），徐渭是个才子也是个疯子，是个奇人也是个狂人。科举路上八次不能中举，期间成为胡宗宪的幕僚，平倭的奇招和阴招多出自此人，可以说是抗倭的绝对幕后英雄。之后受到严嵩案的牵连，一直相当潦倒，但为抗倭做出的额外贡献是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李成梁的几个儿子。虽然是个科举上的失败者，但他的诗文字画水平都可以缀上一个“家”字。绘画方面，徐渭是写意花鸟方面的集大成者，从清初到现代，石涛、郑板桥、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巨匠都深受其影响。《杂花图》卷纵30厘米，横1053.5厘米，在这卷十余米的长卷中，徐渭以淋漓酣畅的“胶墨”分别画有牡丹、石榴、荷花、梧桐、菊花、南瓜、扁豆、紫薇、紫藤、芭蕉、梅、兰、竹等共计十三种花卉蔬果。徐渭以其疾飞狂扫的豪放气势，纵横挥洒，堪称徐渭的扛鼎之作。可惜此行未见。
10 竹林七贤砖画（南北朝），《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此七人为魏末晋初时期的名士，他们常结伴游于山林，沉湎于酒乐。一九六〇年，在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南朝帝王陵墓中发现了竹林七贤砖画。原件分布在墓室中的南北两壁，各由近三百枚砖块拼嵌而成，规格均为长2.4米、高0.88米，是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为丰富、保存最为完好的一件。为了对称的需要，画面上多了个春秋高士荣启期。画面中，嵇康头梳双髻，目送秋鸿，手弹五弦；阮籍身着长袍，一手支皮褥，一手置膝上，口作长啸状；山涛头裹巾，一手挽袖，一手执杯而饮；王戎斜身靠几，手弄玉如意；向秀头戴帻，一肩袒露，闭目沉思；刘伶双目凝视手中酒杯，另一手蘸酒品尝；阮咸垂带飘于脑后，弹四弦乐器；荣启期披发长须，腰系绳索，凝思而弹五弦琴。八人皆席地而坐，各具神态，每个人物身旁均标明身份，相互间以银杏、松树、槐树、垂柳等树木间隔，是一组既各自独立又和谐统一的大型画像砖组画。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鉴于其独特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国家文物局明确规定这件国宝级文物禁止出境展览。
11 青花寿山福海纹炉（明），此炉胎体厚重，器型高大，外壁绘寿山福海纹，集人文意蕴与高超的制瓷技术于一体，表现出撼人心魄的艺术张力，是明朝宣德年间官窑器中的黄钟大吕之作。青花瓷一般都是白底蓝花，而青花寿山福海纹炉作为官窑大器，以费料费时的十分少见的蓝底白花来表现，满绘汹涌波涛，并在下腹部加绘山峦叠嶂，寓寿山福海之意。这种大型的官窑青花，还有一尊“万寿瓶”，通体以各种字体绘满“寿”字。此行仅见后者，有些遗憾。
12 金菩萨立像（清），这尊佛像由纯度很高的黄金制成，通高八十八厘米，且佛身与莲座皆装饰华丽，嵌珍珠宝石，尽显皇家气派，是清朝全盛时期由宫廷的能工巧匠制作而成。这尊金菩萨盘发束髻，戴五叶冠，冠后僧带向两侧下垂，两眉之间有象征智慧的白毫。菩萨赤足站立在双层莲花座上，每瓣莲上嵌水晶一颗，莲座中间镶嵌珍珠一周。
13 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东汉），书写工具方面，中国汉代出现了以松烟为主要原料的手工墨，同时又发明了纸，于是各种砚台相继出现，进入了一个实用与艺术相结合的阶段，制作工艺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这方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一九七〇年出土于徐州某东汉彭城王的墓葬中，长25厘米、宽14.8厘米、通高10.2厘米，通体鎏金并镶嵌红珊瑚、青金石、绿松石。盒盖与盒身以子母口相合成为伏地神兽。首似龙形，双目呈三角形，睁目凝视，两眉突起，并饰双角。伏地匍匐、咧嘴露齿，其下颌前伸，巧妙地构成贮水墨池。腹微鼓，扁平光滑的长方形石砚置身其中，石质为甘肃临洮石，上置圆形研石一块。尾卷曲藏腹下。背脊隆起，双翼凸显。背部中心设一桥钮，可系绳，便于提揭。铜盒砚的整体形状貌似蟾蜍，头生双角，身添羽翼，张牙瞪眸，四足蹲伏，是当时的吉祥神兽。
14 透雕人鸟兽玉饰件（新石器时代），透雕人鸟兽玉饰件是中国迄今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人鸟兽图案透雕，为良渚文化玉器之神品。一九七〇年出土于昆山市张浦镇西南、太湖水乡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玉饰件高5.5厘米、厚0.5厘米，系透闪石软玉制成，呈白色略带绿斑。制作采用了线刻、圆雕、透雕、钻孔、琢磨抛光等技法，精雕细镂，构图独特。主体是一个蹲踞抬手的侧身人像，头部以凹下的圆点表示眼睛，边缘的曲线勾出嘴、鼻，头上方阴刻五条平行弦纹的凸棱表示冠帽，冠帽上方高耸的弧状物象征一束羽翎。在戴羽冠的人脸一侧，有一头上尾下、前后肢与羽冠相接的走兽。顶端是一浮雕小鸟，小头短颈，扁喙微张，硕身翘尾，形象极其生动。此物出土时置于墓主右脚下的一石钺圆孔处，应是钺上的附加饰件。钺作为兵器（或许那时还没有演化为礼器），显示着墓主人生前拥有的军事权威。墓主人在当时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应是一位握有军权、神权的氏族显贵。
15 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新石器时代），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筒型玉器，是古代人们用于祭祀神祗的一种法器，距今五千年左右。新石器中晚期，玉琮在江浙良渚文化、广东石峡文化、山西陶寺文化中大量出现，尢以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很多。南博院藏的一件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是一九八二年底常州市东北的寺墩遗址四号墓葬出土，为良渚文化琢玉工艺的一件精妙无双的代表作品。玉琮高7.2厘米、边宽8.5厘米、内孔径6.1厘米，为透闪石软玉制成，呈乳白色隐现翠绿、赭红斑纹。造型为矮方柱体筒形，外方内圆。上下两节各饰造型不同的神人、神兽面纹，上节是人面纹，下节是兽面纹，这是一组表示神人骑在神兽上的象征性图案，为良渚文化人们宗教信仰的核心。
16 青瓷神兽尊（西晋），青瓷神兽尊于一九七六年出土于宜兴周处家族墓周墓墩，是南博十件国宝级文物之一，高27.9厘米、口径13.3厘米，根据墓志记载为西晋永宁二年（302）。神兽尊造型略微呈梨式，肩部两侧和腹部各有三只横系，上大下小，品字形排列，平底微内凹。腹部堆塑神兽，双目突兀，瞠目仰鼻，口含圆珠，绳索状的前掌外翻，后掌下撑，背后五只小半圆形扁横凸脊，从上至下排列。青釉微微泛灰，釉质润泽，但因受火不均而釉色不匀。周身有刻画的蓖纹、戳印纹和堆贴纹，以表示鬃毛、羽翼和胡须，底部刻有“东州”二字。青瓷神兽尊不是一件简单的瓷罐，而是特制的随葬品，是一件绝品，具有神圣的意蕴。这件青瓷尊体量大，神兽的神态惊人，全身刻满纹饰，非常具有震撼力。神兽尊造型独特而又具有西晋瓷器的典型特征，出土于纪年墓葬，至今尚未发现有可靠的同类资料，因而相当珍贵。一九九三年全国馆藏文物定级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17 鎏金喇嘛塔（明），这尊鎏金喇嘛塔于一九五六年发现于江苏省南京市牛首山弘觉寺塔地宫之内，通高卅五厘米，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塔基为高十六厘米的须弥宝座，座正面刻有二力士像，右刻双狮戏球，左刻双鹿斗角，后刻云龙，塔座下方刻有题记，记载制作喇嘛塔的制作者和供养者。须弥座上布置有一组佛像，内部藏有珍珠、宝石、水晶、玛瑙、玉石、骨灰等物。须弥座上的佛塔为藏式佛塔式，塔身有四个壶门，塔内放置有释迦、韦陀佛像等，塔刹由相轮、十三天、宝盖、宝珠等组成。须弥座上的四角各放一个青瓷罐，其中一个罐内放有一颗老年人牙齿及骨灰等物。此塔属于佛教密宗的塔式，主要供五方佛或者埋葬佛舍利，在中国主要是明朝以后修建的，全国大约有十多处。金刚宝座塔仅有五台山圆照寺和云南昆明官渡妙湛寺两座，而像南京弘觉寺塔地宫中出土的“迷你”金刚宝座塔仅此一座，弥足珍贵。
18 沈寿绣品《耶稣像》（民国），沈寿一八七四年生于吴县，清时曾任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并赴日本考察刺绣和刺绣学校。沈寿对日本艺人将东方刺绣针法与西方的素描、油画等技法效果结合起来的新尝试特别感兴趣，归国后进一步琢磨、研究，在丰富自己绣艺的基础上，独创了“仿真绣”，一举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刺绣作品有形有色、却少光少影的绣法，使中国的刺绣技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民国初期，适逢即将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向中国征集展品，沈寿决定利用“仿真绣”的手法，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刺绣。为了让世界公众更加容易接受中国的精湛技艺，她选中了一张意大利明信片上印的耶稣画像为原本，开始了再度创作。这幅原作为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画家琪特的油画，取材于《圣经》耶稣遇难再生的故事。沈寿创造性地运用了虚实针、旋针等新针法，并根据人物肌肤丝理的需要和油画明暗层次的变化，精心选用自己染就的百余种不同色泽的丝线，将这幅《耶稣像》绣织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更为巧妙的是，沈寿还将这件绣品中所用的百多种不同色彩的丝线各取一根，在绣像的上方绣成一个十字架，供观众审辨，以此证明这幅绣像的所有部位无一处是绣后染色的。《耶稣像》在一九一五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被评为这届博览会的一等大奖，使得这届世博会成为对中国影响非常大的一届世博会。此行还见到了沈寿所绣罗汉四条屏中的一条，亦为刺绣中的绝对精品。
19 蓝釉粉彩转心瓶（清），乾隆蓝釉描金粉彩开光转心瓶是乾隆官窑创制的特有瓶式，工艺极为复杂，在镂空的瓶内套装一个可以转动的内瓶。外瓶绘着彩云、山崖、板桥等景致，内胆绘着乾隆打猎时的场景。内胆旋转时，仿佛大队人马穿行在山间，气势非凡。此瓶通高70厘米，口径20厘米，底径24厘米。
20 和硕智亲王金印金册（清），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一大早，天理教两百多教众在太监内应下，由东、西华门攻打紫禁城，试图越墙打进皇帝住的养心殿。皇阿哥旻宁闻听前面发生变故，立即命令侍从投入战斗。当他赶到养心殿阶下，发现屋顶上有两个人影，立即以鸟枪射击，将其击毙。激战至中午，事变平息，此时嘉庆帝正由避暑山庄归京途中。得知儿子已率众平乱，嘉庆封旻宁为“和硕智亲王”，这一年旻宁卅一岁。嘉庆帝本来就喜欢这个嫡出的皇二子（长子早夭，其实为嫡长子），加上其在“癸酉之变”中的出色表现，七年后旻宁继承皇位、成为道光帝。旻宁受封和硕智亲王时，嘉庆帝赐予金印、金册，作为身份的认定。金印背纽为赑屃，力大且擅于负重，为龙首、龟身、龙尾、龙爪；金册是三面屏风形状，可折叠，上面刻有满、汉两种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