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华民族经五千年历史而不灭亡，这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现象。中国在近现代虽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但经一百年的奋斗，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乃至有今日重振中华之契机。《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有其内在的精神基础；这一精神基础（或曰民族灵魂）不亡，中华民族就会发展。因此，对这一精神基础应予肯定。
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经五千年历史而不灭亡、在近现代衰而复起的精神基础呢？笔者认为，这就是张岱年先生指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华民族具有无可比拟的民族凝聚力，所谓君子之自强实就是民族之自强。有这种自强的精神在，中华民族就会发展，就不会灭亡。的确，中华民族在近代以后落后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曾扭曲地表现为妄自尊大和盲目排外，但当外部的压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中华民族终会有一批首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中华民族要自强与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成果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发生矛盾，但终其实质是会统一的。道理很简单，当不吸收外来文化的成果，中华民族就不能自强的时候，那么只要中华民族有自强的精神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成果就会成为当然的事。试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脚步急匆匆（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沉稳、缓慢恰成对照），志士仁人们前仆后继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终经八十年的奋斗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再试看今天中国人民在实现现代化的征途上，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积极探索和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大声疾呼观念的现代化。这些难道不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近现代的表现吗？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以儒道互补为格局。《易传》哲学主刚健，但在其刚健之中已把道家的柔顺揉合在内。《文言》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系辞》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因此又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性格是刚柔相济：唯其有刚，才能有威武不屈、自强奋斗的精神；唯其辅之以柔，才能有柔韧持久、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两种精神合在一起，就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第二，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和中期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曾经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地位。然而，中国封建社会在后期却迟滞不前，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产生出近代意义的自然科学，以至于中国长期没有摆脱经济和科学技术落后的局面。相对于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统治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有其长处；相对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缺陷。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应予以肯定。
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和缺陷是被它的特点所决定的。《尚书·大禹谟》中有句话，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大禹谟》虽系汉魏后出之伪书，但这句话是采自《左传·文公七年》所载“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此“三事”与“水、火、金、木、土、谷”和，又称为“九功”或“九德”。这句话很能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庞朴教授把这个特点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相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神学统治而言，但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又有很大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殷周时期，盛行的是对“天神”的崇拜，“天”就是“监下民，典厥义…… 正厥德”（《尚书·高宗肜日》）的人格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把神学天启的“德”和由外部形式的“礼”规定的"德"转化为人内心的道德自觉；而这时候，人们又逐渐把天看成“气”，认为世界万物都由气化而成。先秦以后的思想家继承了先秦气论和儒家道德学说的成果，他们没有把人的思想引入上天神界，而是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守世上人间的秩序。儒家“屈民而伸君”，君权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些思想家也想限制君权，“屈君而伸天”，重新把天神化，但并没有取得成功。中国传统文化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是道德的而非宗教的，是皇权的而非神权的，这与西欧中世纪的基督教统治恰成对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容纳了气论哲学这样一个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自然观，尽管这个自然观总是被涂上一层道德论的色彩，或是被置于道德论之下，但它毕竟还允许人们对物质世界作一定程度的探讨，这与西欧中世纪为“上帝存在”作逻辑证明，讨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也大不相同。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和中期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才能够跃居当时世界的先进地位。中国人文主义文化传统的历史价值应该肯定。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固有的缺陷。它重道德轻自然，重集体轻个人，重传统轻创作，重等级秩序轻人权平等，重实际应用轻科学理论，重直觉体认轻逻辑分析和实验证明，这些也极大地束缚了中国古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荀子说：“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荀子·非相》）又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荀子·天论》）朱熹说：“今为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草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这些很能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伦道德的崇尚，对实证科学、形式逻辑的轻视和排斥。
儒家的道德学说一方面主张“泛爱众”，另一方面主张“爱有差等”、“亲亲有杀”、“施由亲始”，其实质是包含原始人道主义遗风在内的血缘宗族情感的扩大。在夏商周三代，血缘宗族情感已经和宗族、国家内部的等级秩序缠绕在一起，周公“制礼作乐”就是要通过“礼”“乐”的形式把宗族、国家内部的等级秩序规范下来，以制约人们的行为。孔子的贡献在于把外部的形式的“礼”“乐”转化为内心的自觉的道德意识，这就是“为仁由己”的仁。仁学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提出了道德要求，让人们把整个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每个成员都要自觉地为这个整体的生存和发展而履行自己的义务。但由于每个成员在整体的等级秩序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他们各自承担的义务也不同（《朱子语类》卷十八：“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这就是所谓“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显然，这里面除了相互间的道德义务之外，也存在着上层对下层的压抑，存在着义务与权利的不平等，而儒家却以“君为臣纲，夫为妇纲，父为子纲”的形式把这种不平等肯定下来。封建伦理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起协调、稳定的作用，但无疑也束缚了个体人格的发展。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社会矛盾的爆发，把封建伦理置于“独尊”的地位 , 以至于后来更把它作为生物之本、世界之源，这就不能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延缓、阻碍的作用。
第三，中国在近现代虽然落后，但有今日重振之契机；西方在近现代虽然先进，但其文化并非完美无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教的批判，于今并没有过时；西方人士对西方社会人情淡漠、道德沦丧的慨叹，并非全是无病呻吟；西方学者在认识到西方文化解决社会问题和自然科学问题的局限之后，转而重新评价东方文化，其中虽有牵强之处和过誉之词，但也并非全都是“欣赏古董”。如果我们把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褒扬一概斥之为“猎奇”、“欣赏古董”，那反而是我们自己的不严肃。阿Q精神虽当严戒，但贾桂式的态度也不足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在现今和将来还有存在的价值，这也应予以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