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文学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激荡和1812年卫国战争所引起的民族意识的高涨,专制农奴制的危机加深,终于爆发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的贵族革命阶段（大约从1825到1861年）从此开始。同这次起义前后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相适应，文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纷然并立，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渗透。感伤主义虽已出现，古典主义派尚未完全退出，他们以希什科夫(1754～1841)和杰尔查文为首，结成“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1811～1816)，同拥护卡拉姆津的“阿尔扎马斯社”(1815～1818)就新旧文体问题激烈论战。19世纪初，一些保守贵族对动荡的社会甚为不满，流露出悲观遁世的思想，消极浪漫主义遂应运而生。其鼻祖茹科夫斯基(1783～1852)原是从感伤主义蜕化而来，他的大部分诗歌远离现实,追求内心的自由和谐,宣扬神秘的宗教观念，但他发展和深化了卡拉姆津对人物的心理剖析。巴丘什科夫(1787～1855)的后期诗作也有类似之处。随着贵族革命的酝酿,又涌现了反对暴政、颂扬自由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如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1795～1826)的《致宠臣》（1820）、《公民》(1825),普希金(1799～1837)早期的《致恰达耶夫》(1818)、《高加索的俘虏》（1820～1821）。雷列耶夫、拉耶夫斯基(1795～1872)、丘赫尔别凯(1797～1846)和马尔林斯基(1797～1837)等十二月党诗人认为文学是宣传和战斗的武器，注意从民间创作吸取营养，强调作品的民族独特性。这时现实主义文学也有进展。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广泛地表现社会的弊端和俄罗斯民族的智慧，形式活泼，文辞通俗。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智慧的痛苦》（1824）以个性化的语言，通过对保守反动势力的斗争，刻画出一个反映十二月党人革命情操的2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恰茨基的形象。马尔林斯基的中篇小说、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的历史小说和柯里佐夫(1809～1842)的诗，也包含许多现实主义的成分。
20年代下半期，普希金在保持和发扬早期诗作的优点的情况下，完成了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表明他已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1）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在本国文学中展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塑造了当时大多数进步贵族青年的代表奥涅金，他们厌恶上流社会，但又远离人民而无法自拔，结果一事无成。30年代起，散文，特别是小说，逐步取代浪漫主义时期诗歌在文学中的支配地位，普希金加速了这一转化过程。他的小说《驿站长》(1830)写一个卑微的驿站长的不幸遭遇，从此文学界描绘“小人物”蔚为风气。他最后一部小说《上尉的女儿》(1836)取材于普加乔夫暴动，作者继续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主题的民主化。他在30年代所写的文论肯定现实主义和人民性，批驳了嚣张的反动文人布尔加林(1789～1859)之流。普希金的多方面的创作活动、现实主义方法和纯净优美的语言，为此后的俄罗斯文学奠定了广阔而坚实的基础。
30年代的莱蒙托夫(1814～1841)继承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在作品中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和对贵族社会的愤怒谴责(《诗人之死》,1837;《咏怀》,1838；《童僧》，1839；《恶魔》,1829～1841)。但尼古拉一世的残酷统治，有时使莱蒙托夫的诗作带上一种孤独感和悲观色彩。他的现实主义小说《当代英雄》(1840)的主人公毕巧林才华出众，但对个人事业和生活完全陷于绝望，是“多余的人”奥涅金在30年代的变种。书中深刻的心理分析对后世作家有很大教益。果戈理(1809～1852)使俄罗斯文学的批判成分显著增强，他如实地揭示了外省地主的猥琐无聊（《米尔戈罗德》，1835）、“小人物”的悲惨境遇和大城市的社会矛盾（“彼得堡故事”）。《钦差大臣》（1836）和《死魂灵》第一部(1842)将锋芒指向整个官僚地主阶级，以辛辣的讽刺鞭挞了专制农奴制俄国的全部腐朽性和反动性。果戈理“从平凡的生活中吸取诗意，用对生活的忠实描绘来震撼心灵”（别林斯基），为俄罗斯文学指明了航向。40年代，农奴制危机愈益严重，俄国的发展方向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问题。斯拉夫派代表保守的地主阶级，主张返回彼得改革以前“淳朴的”宗法制社会。西欧派大多是自由主义贵族，希望俄国完全走西方的道路。以别林斯基(1811～1848)和赫尔岑(1812～1870)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则站在广大农民一边，要求用暴力推翻专制农奴制度，向往社会主义。
别林斯基根据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与总结，建立了他的现实主义美学和评论，认为生活是文艺的源泉，果戈理的批判现实主义是方向。他极力反对“纯艺术”论，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但“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内容和形式应该有机地结合。他对典型性作过透彻的阐释，将典型化视为创作中的首要课题。1839至1848年他先后主持《祖国纪事》(1839～1884)和《现代人》(1847～1866)评论栏，大大加强了这两家杂志的战斗力。《给果戈理的一封信》(1847)表达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信念。
由于果戈理的示范和别林斯基的指引，40年代俄罗斯文学同生活的联系比30年代更加广泛深入，批判现实主义取得完全胜利，并具有更明确的社会性和目的性。其主力果戈理派或“自然派”聚集了一大批反专制农奴制的作家,从赫尔岑（《谁之罪？》,1841；《偷东西的喜鹊》,1848）、屠格涅夫（1818～1883;《猎人笔记》，1847～1852）到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乡村》，1846；《苦命人安东》，1847）。50年代，尤其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被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大败以后，反封建的主题在文学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屠格涅夫的《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实际上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一阕挽歌。冈察洛夫（1812～1891）的《奥勃洛莫夫》(1859)更无情地道出了“多余的人”蜕化的极限和地主阶级的没落。皮谢姆斯基（1821～1881）的《一千个农奴》(1858)和苏霍沃—柯贝林(1817～1903)的喜剧《克列钦斯基的婚事》(1855)，描写贵族的堕落和官场的黑幕。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的《肥缺》(1856)和《大雷雨》(1859)等预示着宗法制必将崩溃。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把《大雷雨》女主人公、礼教的背叛者卡捷林娜誉为“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为了夺取贵族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平民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运动转入第二阶段，大致从1861至1895年。
1861年农奴制废除前夕，贵族自由派希望保留君主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自上而下地逐步改良；平民知识分子和革命民主派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等则揭穿政府和自由派的骗局，积极发动农民起义。为此双方展开激烈争论。农奴制改革后，其残余势力仍然强大，专制政权对人民的控制也未放松；资本主义加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矛盾。革命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并未结束。社会上这些大变动，为容量最大的体裁即长篇小说在50、60年代的空前繁荣创造了前提，并首先反映在杂志的论战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于50年代中期加入涅克拉索夫（1821～1877）主持的《现代人》编辑部，使这份刊物成为革命民主阵营的讲坛；《现代人》的讽刺副刊《口哨》（1859～1863）、诗人库罗奇金（1831～1875）的讽刺杂志《火星》（1859～1873）、主要由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皮萨列夫（1840～1868）供稿的《俄国言论》(1859～1866)，都发挥了战斗作用。与这些刊物相敌对的有自由主义的《祖国纪事》和《读者文库》（1834～1865），以及反动文人卡特科夫(1818～1887)的《俄国导报》(1856～1887)。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是别林斯基的继承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著名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中，针对德鲁日宁(1824～1864)、费特（1820～1892）、阿•迈科夫（1821～1897）等人宣扬的“纯艺术”论，提出“美就是生活”的唯物主义论断，要求文学再现生活，说明和评判生活，作“生活的教科书”，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他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评论通过对作品的深入分析，引导读者正确认识和努力变革现实（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转变的开始吗？》，1860；杜勃罗留波夫：《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1859；《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的熏陶下，平民知识分子作家茁壮成长,他们不能满足于同情“小人物”的命运,象19世纪上半叶的作家那样，而是去着力描述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代表作有尼•乌斯宾斯基(1837～1889)关于农民的特写、列舍特尼科夫(1841～1871)的《波德利普村的人们》(1864)和《矿工》(1866)、波米亚洛夫斯基(1835～1863)的《小市民的幸福》(1861)和《神学校特写》（1862）、斯列普佐夫(1836～1878)的《艰难时代》(1865)等。涅克拉索夫同平民知识分子站在一边，在50至60年代创作了大量诉说人民苦难的杰出诗歌（《大门前的沉思》，1858；《伏尔加河上》，1860；《货郎》，1861；《严寒，通红的鼻子》，1864；《铁路》，1864），但他相信人民中间蕴藏的力量。1866年《现代人》杂志被查封后一年半，涅克拉索夫又和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谢德林(1826～1889)主办了另一进步刊物，即改组后的《祖国纪事》。
“新人”——战斗的平民知识分子进入文学作品是时代的要求和标志。1860年，屠格涅夫的《前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接着，他又在《父与子》(1862)里进一步塑造了巴扎罗夫的形象。巴扎罗夫信奉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反对专制农奴制度和自由主义贵族，但他的虚无主义倾向不符合当时先进人物的风貌。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1862～1863)中，“新人”才显出了他们的全部光辉，其中的拉赫美托夫更是俄罗斯文学里第一个职业革命家。作品洋溢着浪漫主义激情，鼓舞了同时代人和后世的斗志。“新人”的出现引起敌对阵营的愤怒，“反虚无主义”小说流行一时，如列斯科夫（1831～1895）的《走投无路》(1864)、皮谢姆斯基的《浑浊的海》（1863）。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在《群魔》(1871～1872)中虽然辛辣地嘲笑了自由派，却把革命民主派歪曲为无政府主义者和阴谋家而加以恶毒攻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优秀小说充满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社会的抗议。《死屋手记》(1861～1862)揭示苦役犯的非人生活，而他60年代发掘最深的基本主题则是资本主义强大攻势在城市造成的种种危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罪与罚》(1866)和《白痴》(1868)，通过细腻的、鞭辟入里的心理描写，反映了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市民、小官吏、穷学生等的悲惨处境和绝望的挣扎，作品贯穿着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作者又直接违反人道主义原则，把受苦受难当作净化灵魂的一种磨炼，鼓吹奴隶主义和宗教狂热。托尔斯泰(1828～1910)的史诗性巨著《战争与和平》(1866～1869)，歌颂俄国人民在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中的勇敢和爱国主义，谴责上层社会的荒淫无耻，并继续发挥《哥萨克》(1853～1863)的主题思想，肯定进步贵族知识分子苦苦探索正确的人生道路，力求接近人民。书中宏伟的历史场面与个人的复杂内心活动交织在一起，充分显示出托尔斯泰深厚的艺术功力。赫尔岑的大型回忆录《往事与随想》(1852～1868)同样以广阔的社会历史为背景，但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记述了他和他的战友对专制农奴制的搏斗和对俄国革命思想的求索。
民粹派掀起“到民间去”运动（见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后，从70年代中期起，纳乌莫夫(1838～1901)、兹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扎索津斯基(1843～1912)等民粹派作家主要以特写的体裁报道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分化，但又希望利用村社抵制资本主义，建立“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奥西波维奇（原姓诺沃德沃尔斯基，1853～1882）和稍后的斯捷普尼亚克（原姓克拉夫钦斯基，1851～1895）的长篇小说，则描述知识分子的作用与活动，以及他们如何寻求同人民相结合的道路。格•乌斯宾斯基（1843～1902）的特写集《乡村日记》(1877～1880)、《农民和农民劳动》(1880)和《土地的威力》(1882)虽有民粹主义幻想，但他证明，在资本主义渗透下，富农的产生和村社的解体乃是历史的必然。在采用农民题材的70年代作品中，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6～1876)居于首位。这部长诗是他一生创作的总结，全面反映了农民改革前后的社会生活，刻画了有反抗性的农民和献身农民革命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
谢德林也在70年代取得丰硕的成果。继《外省散记》（1856）之后,他在《一个城市的历史》（1869～1870）中以极大的悲愤和高度的概括力，运用夸张怪诞的手法，更深入地揭露昏官酷吏和国家制度，批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宣扬的逆来顺受、消极无为的处世哲学。《塔什干的老爷们》（1869～1872）和《金玉良言》(1872～1876)描述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地主的破落、富农与新型商人的得势。《戈洛夫略夫一家》（1875～1880）以家庭纪事的形式和深刻的心理剖析，写出整个地主阶级的空虚灵魂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书中伪善□诈的犹大什卡形象，是俄罗斯讽刺文学的最大成就之一。由资本主义势力膨胀所引起的人事代谢，同样再现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来得容易去得快》(1869)、《森林》(1870)、《狼与羊》(1875)和《没有陪嫁的女人》(1878)。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一方面真实而深刻地揭露贵族地主的腐化堕落,指出苦难深重的世界必然要产生叛逆的思想;另一方面却继续反对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宽恕精神。70年代在资本主义冲击下动荡不安、新旧交替的俄国社会，特别是俄国农村，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876～1877)中反映得最鲜明。安娜在忠于封建操守和要求个性解放的尖锐矛盾中死去；另一主人公列文企图以他独特的农事改革来抗拒资本主义潮流，失败后皈依宗教。70年代末，托尔斯泰目睹农村破产，在民主主义运动影响下，同贵族阶级一切传统观念决裂，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1881年民粹派炸死亚历山大二世,政府疯狂反扑,一个持续多年的反动时期从此开始。谢德林苦心经营了16年(1868～1884)的《祖国纪事》被查封，无聊的幽默杂志《蜻蜓》之类畅销各地。革命民粹派蜕化成一个自由主义派别，其作家美化资本主义农村生活，鼓吹“小事论”，提倡点点滴滴的改良。唯美主义重新抬头，颓废派公然露面。甚至在小说家迦尔洵(1855～1888)和诗人纳德松(1862～1887)等民主主义者的创作中，也响起了沉郁忧伤的调子。
但谢德林仍然撑持着革命民主主义的大旗,他的《童话集》(1882～1886)等猛烈抨击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和投机分子。列斯科夫捐弃他对“虚无主义”的偏见后，在80年代写出《左撇子》、《巧妙的理发师》、《岗哨》这类显示人民力量的短篇小说和一些讽刺教会的作品。卓越的民粹派作家卡罗宁(1853～1892)矢忠于革命民主主义。马明—西比利亚克(1852～1912)的长篇小说《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和《矿巢》（均1884），表现了资本主义对城乡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和劳资矛盾的加深。柯罗连科(1853～1921)奋力抗拒政治逆流，他的《奇女子》(1880)、《马卡尔的梦》(1883)、《在坏伙伴中》（1885）、《弗洛尔的故事》（1886）和《盲音乐家》(1886)等号召人民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在他们心中激发了乐观精神，带有积极浪漫主义情调。从80年代中期起，契诃夫(1860～1904)的创作达到新的深度，写了人民的痛苦(《哀伤》,1885;《苦恼》和《万卡》,1886)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没意思的故事》，1889)。为了及时报道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民粹派作家和迦尔洵、柯罗连科、契诃夫等大多采用特写或中短篇小说的体裁。小型散文作品的发达，成为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叶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特色。
90年代初，俄国社会又呈现活跃的气象，从90年代中期起，更兴起强大的工人运动。新的形势鼓舞了作家的情绪。柯罗连科写出《嬉闹的河》(1892)、《瞬间》(1900)，契诃夫创作了《第六病室》(1892)、《醋栗》(1898)，发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套中人》,1898）,相信新的生活即将到来（《新娘》，1903；剧本《樱桃园》，1903～1904）。托尔斯泰在《复活》(1889～1899)中从宗法制农民的角度，对“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列宁)，同时又宣传“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勿以暴力抗恶”的反动学说。他的历史小说《哈泽—穆拉特》(1904)借古讽今，抨击了沙皇暴政。
90年代还涌现了一批文学新秀：魏列萨耶夫(1867～1945)、库普林（1870～1938）、布宁(1870～1953)、安德列耶夫(1871～1919)、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20世纪初，他们团结在高尔基(1868～1936)主持的知识出版社周围，积极展开创作活动，同托尔斯泰、柯罗连科一起，有力地打击了俄罗斯诗歌中猖獗一时的颓废派，其中有象征派的巴尔蒙特(1867～1942)、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吉皮乌斯(1869～1945)，阿克梅派的古米廖夫(1886～1921)、阿赫马托娃(1889～1966)和未来派的布尔柳克(1882～1967)等人。
90年代中期，俄国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时期，俄罗斯文学也相应地踏上一个新阶段，其主要标志是普列汉诺夫(1856～1918)、列宁和高尔基的有关著作。普列汉诺夫早在19世纪末就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奠下基础（《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他的《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方法论、任务和发展道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05)、1908至1911年间论托尔斯泰的文章、《纪念赫尔岑》(1912)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中提出的反映论、文艺的阶级性和党性、“两种文化”的学说、文化遗产的继承批判，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沃罗夫斯基（1871～1923）和卢纳察尔斯基(1875～1933)也为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的建立作过许多工作。高尔基的早期作品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自发抗议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1894；《切尔卡什》，1895；《二十六个和一个》，1899），用浪漫主义的彩笔勾勒了一些热爱自由的英雄形象（《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均1895；《海燕之歌》,1901）。1906年成书的戏剧《敌人》和小说《母亲》宣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业已诞生。以后高尔基又创作了《童年》、《在人间》(1913～1916)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