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但全球经济依然并不平静，各类潜在风险相互交织，并折射出全球经济的四大显著特点：
首先，全球经济仍难以摆脱深度调整压力，全球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低于预期，产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国家仍然在消化包括高负债、高失业率在内的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同时，由于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降，大多数经济体仍需将“保增长”作为首要任务。
而相比之下，全球贸易增长则更为缓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最新预测，2014年和2015年全球贸易额增长预期分别下调为3.1%和4%，远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而各大国际组织也很可能高再次高估全球经济增速。实际上，2014年已经不是第一次高估经济增速了，IMF对全球经济从2011年以来基本上都是高估的，专门负责美国经济预测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更是从2007年以来每一年下调对潜在产出的估计，这是非常罕见的。基本上，高估经济增速是全球群体性的失误，这很可能预示着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常态”。
其次，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引发价格危机。今年以来，由于供过于求拖累价格，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5%左右，这也是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达到峰值后连续第三年出现下滑。特别是随着美国页岩油产出超过OPEC的闲置产能，原油市场的定价机制将主要由美国页岩油的边际成本所决定。美国页岩油生产增加正在给全球能源流动产生越发深远的影响，并削弱OPEC的定价能力。在全球能源供应过剩和“三国杀”式国际博弈中，国际油价更是油价自由落体式的下落，较6月高位跌幅48%，创五年来新低。而由此触发的大宗商品暴跌浪潮，无疑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事件。
第三，各国经济复苏格局分化加剧多重风险。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两大板块经济复苏态势不平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通过三轮 QE
释放流动性，压低国债收益率，推升房市股市价格、并通过财富效应促进经济增长。页岩油技术革新带来的原油生产放量也导致其能源进口依赖度下降，贸易逆差收窄使美国经济走上稳健复苏的轨道。今年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大幅上调至5.0%，创下了过去11年以来之最，10月份失业率回落至5.8%，为六年来新低。欧元区和欧盟三季度GDP环比增长0.2%和0.3%，虽然比二季度稍有改善，但仍处于衰退边缘，欧洲经济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货币周期驱动，内生增长动力严重不足。日本经济4至6月的按年化计算，季度环比大幅萎缩了7.1%，“安倍经济学”几乎宣布破产。
世界各国走势分化、结构分化、周期分化导致政策进一步分化。美联储退出量宽、美元步入升值周期，以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意味着资金在各个经济体中出现“大进大出”的压力将增大，将会导致全球金融资产价格，加剧导致市场波动率以及多重经济金融风险。
最后，全球经济失衡状况逐步有所减弱。近两年，发达国家要减少经常项目赤字,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要通过提高国内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来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将经济增长的源泉从出口转移到国内需求上，以国际收支账户为主要特征的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失衡已由2006年的峰值缩小了三分之一以上。由于发达经济体仍旧在全球需求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所以外部需求疲软会影响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那些以出口为经济增长动力的经济体。
展望2015年，全球经济整体仍将缓慢弱势复苏，联合国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1%。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2015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4%。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15年全球跨国投资规模将从2014年的1.6万亿美元扩大到1.7万亿美元。
然而，2015年全球经济格局受制于三大变量，一是能源和大宗商品下跌导致全球性通缩风险。疲弱的需求，庞大的库存将导致2015年大宗商品价格、国际油价仍难以摆脱持续走低的局面。
二是美元已经进入强势周期，不仅会加速资本外逃，也进一步打压经济，使许多以美元计价的新兴经济体海外债务风险，并推升全球融资成本上升。美联储每一轮QE的退出都会对新兴市场带来巨大冲击，特别是那些具有双赤字、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经济体，容易遭受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风险。
三是新兴经济体“回溢效应”风险突出。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均受到内部结构调整滞后的困扰。作为赶超型经济，新兴经济体大都采取的是增加劳动力投入、加快资本形成以及数量扩张的“要素驱动型”模式。二十年前，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依靠全球分工体系深化带动的“斯密增长”创造出规模巨大的全球化红利。而2008年以来的全球深层次调整还将延续，这与国内工业产能过剩、产出缺口不足，将同时并存，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和各国贸易联系的不断加强，新兴经济体的“回溢效应”或将更加显著，正普遍面临着为增长放缓倒逼国内改革的重要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