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有这样那样的误会。
如果文天祥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他或许会成为一代名臣，即便归隐耕作，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名声更大的诗人。可他偏偏生逢乱世，国破人亡，历史让他担负了注定要失败的责任。
八百年后，还有一个瞿秋白。如果不让瞿秋白从事政治，他注定会成为一个大文学家，翻译家，甚至可能还会成为一个篆刻家，或者一代名医。可他偏偏成了一个政治家，还犯下了政治错误。
当我们把眼光放在文人的生活、精神历程上观察，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文人对出仕的期盼，对政治的热衷。李白曾写下“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说是不愿封侯，一识韩荆州的目的不还是“封侯”吗?柳永也曾去拜见当朝权贵晏殊，晏殊问：“你会干什么呀?”柳永答：“我会填词。”晏殊说：“我也会填词，但我填不出你那种淫词滥调。”柳永没招儿了。后来又因为皇帝的一个御批而美名曰“奉旨填词”，这“奉旨填词”四个字里，你看没看到一种无奈，一种酸楚，一种自嘲呢? 文天祥不，文天祥做过大官。但他那官不是经营来的，不是祈求来的，而是历史托付的，时代赋予的。那是一个山河破碎的年代，那是一个哀鸿遍野的年代，那是一个走向没落的年代，那也是一个血与火的年代。有人在血与火中焚烧成灰，随风吹落;也有人在血与火中痛苦涅槃，直上九霄。文天祥当然是后者。
文天祥是宋理宗宝佑四年的状元。中国古代诗人墨客甚多，但真正状元出身的能有几个?并不是说“状元”二字能够代表成就、智慧、道德，恰恰相反，中国偏偏不是状元的天下，历史不是状元的历史，几乎所有的状元都陨落了，单单出来了一个文天祥。
文天祥二十岁中状元，二十三岁任宁海军节度判官，二十五岁除秘书正字，累迁著作佐郎兼刑部郎官。摆在他面前的是金光大道，可他偏偏对当官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有一个字是怎么写的，那个字就是“人”。就是在他二十五岁，仕途甫露头的时候，他却宁肯左迁知府瑞州，也要上疏请斩主张迁都四明以避敌的宦官董宋臣。可文天祥就是生在一个需要他的时候，旋即，文天祥又一路升迁。三年后迁江西提刑;三十一岁再召除尚右郎官;三十三岁知宁国府;三十四岁召除军器监察院兼学士院权直。就是在三十四岁这年，他上书直斥宋度宗重用权相贾似道，这一次惹火的宋度宗，把文天祥罢官，让他回江西老家务农去了。贾似道是个什么东西?历史有记载，贾似道是一个专爱奸淫尼姑的流氓，在他的相府，有专门为尼姑建造的庙院“半闲堂”。当然他还是皇帝理宗的小舅子，还是当朝宰相。
但是，我们感谢历史，是历史让文天祥无法埋没的。公元1275年，元兵渡过长江，直抵临安，宋恭帝赵显在最危难的时候想到了文天祥。三十九岁的文天祥变卖了全部家当，招兵买马，奔赴京都，起兵勤王。
他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壮丽的事业，他谱写了他一生中最为高亢的篇章，他燃烧了他一生中最为激-情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