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论》中的货币分析
在第4章我们已经指出，《货币论》分析的基本命题是“信用周期”和标志着这一周期特征的就业和产出的波动。凯恩斯对产出（和就业）周期性波动的研究，可归结为对引起价格和成本不同变化的各种原因的研究，其中，凯恩斯特殊定义的“利润”概念是分析的核心（1930，V1，中译本第104-105页）。凯恩斯认为，利润是超过资本正常报酬的部分，它是经济的动力。它等于一单位产出的“需求价格”（即市场价格）与“供给价格”（即生产成本）的差额。由于利润的存在，促使企业去增加各自的产出，从而增加它们对作为投入的各种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如在亏损时情况则相反。凯恩斯的分析表明，他与魏克赛尔和哈耶克之间有某些类似之处，但凯恩斯的生产结构并不是哈耶克的“时际均衡分析”，正如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评那样（参见本文第4章），即并不是基于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和消费的时间偏好，而是基于货币量值计量的利润差额，并且把这种生产结构直接与货币的流转和股票市场的分析结合起来。
但是，对于《货币论》中的基本命题与基本方程式的关系问题，人们一直是难以理解，也是极具争议的。争议来自于基本方程式是新古典的货币价值方程式，还是暗含着一种后来后凯恩斯主义所说的相对价格理论或一种全新的价值理论？帕廷金（1987a）认为，《货币论》中的货币理论首先是一个解释价格水平如何决定的理论。因此，如果《货币论》的论证是围绕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开展的话，这些方程（第10章的标题表示的很清楚）就是“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凯恩斯，1930，V1，第151页）。与帕廷金的观点相反，哈考特（1987）则认为，“但在为《货币论》制定他的基本方程式时，他却无心提供了一个和数量论对立的理论，一个关于部门价格水平的理论，在其中货币—工资水平和利润差额分别成为价格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哈考特，1987，中译本第990页）
因此，如果把《货币论》中的基本命题理解为商品市场两个部门（即消费品部门和投资品部门）的价格波动与货币市场股票价格波动（即公众的“多头”状态与“空头”状态）的关系，这一问题就容易理解了。事实上，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中的相互作用是经济周期研究的主要命题。这一命题至今尚未给予充分的讨论，或者说，新古典的价值理论和货币数量论不可能用于这一讨论。因此，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正是为这一目的设计的，以表明其基本方程式中的总量变量是与一种可以和股票价格波动相联系的总量理论，即利润差额和产出波动与货币和资本市场的相互反应。这一问题在《通论》中依然是一个核心命题，这涉及到一种新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在信用周期理论的争论中，哈耶克基于自己的资本和货币理论批评凯恩斯由于无视生产的时际结构，特别是各个生产阶段的时际补充性，使得凯恩斯未能辨明能够实现时际协调的市场过程：“凯恩斯先生的总量掩盖了最基本的变化机制”（哈耶克，1931，第227页）。
在基本方程式中，凯恩斯的总量是如何“加总”的呢？凯恩斯提出把异质品加总为同质的总量只能采用同质的劳动单位或货币单位。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先区分了“消费品”和“投资品”，然后在总量或合计数意义上定义了宏观变量来讨论价格水平和货币价值的决定。使用这些宏观变量，凯恩斯建立了他的基本方程式，以表示由储蓄和投资的变动所导致的成本和利润变动，由此联系到两个部门的价格决定。我们的分析将从基本方程式出发。
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是：
PR＝E－S＝E÷O（R＋C）－S＝E（R÷O）＋（I’－S）
P＝E÷O＋（I’－S）÷R （5.1）
P＝W1＋（I’－S）÷R＝W÷e＋（I’－S）÷R （5.2）
在方程（5.1）中，P是消费品的价格，R是消费支出，E是货币收入，S是储蓄，O代表特定时期的总产出，C是投资增量，I’是新投资的成本，设W是单位人类劳动的报酬率，W1是单位产品的报酬率，e是效率系数，这样，W＝eW1 。
方程（5.1）和（5.2）表示，当储蓄等于新投资的生产成本〔（I’－S）＝0〕和价格等于生产成本（P＝W），货币价值是不变的（P＝E÷O），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不变的生产成本。按照方程（5.1）和（5.2），凯恩斯表明：
因此，上述第一项所决定的物价水准，由于产品在投资品和消费品之间的分配不一定等于收入在储蓄于消费支出方面的分配而不能成立……消费品的物价水准和投资品的物价水准完全无关。只要知道效率报酬水准以及新投资品成本（不是售价）与储蓄量之间的差额，消费品的物价水准就可以完全不涉及投资品的物价水准而明确的得出来（凯恩斯，1930年，第114－115页）。
假设新投资品的价格是给定的，用P’来表示，I 是新投资的价值，总价格水平（）为，
＝（PR+P’C ）/ O =（E－S+I）/O=E/ O+（I－S）/ O （5.3）
或者
＝W1＋（I－S）/ O =W/e + （I－S）/ O （5.4）
方程（5.3）和（5.4）表示，价格稳定的条件是储蓄等于投资。这里，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价格是由不同的方法决定的，其关键因素是储蓄与投资。当储蓄与投资不等，将会产生利润差额。凯恩斯引入利润差额使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联系起来。设Q1为消费品部门的利润量，Q2为投资品部门的利润量，Q为总利润，其公式为：
Q1＝PR－（E÷O）R＝E－S－（E－I’）＝I’－S （5.5）
Q2＝I－I’ （5.6）
Q＝Q1＋Q2 ＝I－S （5.7）
以上方程表明，消费品部门的利润等于新投资的成本减储蓄，资本品部门的利润等于投资减去投资的成本，总利润等于投资减储蓄。还可以推论出下面的方程：
P＝W1＋Q1÷R＝W÷e ＋Q1÷R （5.8）
＝W1＋Q÷O＝W÷e＋Q÷R （5.9）
方程（5.8）和（5.9）表明，消费品的价格等于消费品部门的成本加利润，总价格水平等于总成本加总利润。
从基本方程式的形式上看，凯恩斯的方法似乎是相当传统的，正如在本文第4章所分析的那样,类似于魏克塞尔（1898）、熊彼特（1934）、罗伯特森（1915）、庇古（1927）、哈耶克（1931）等在关于经济周期分析中所使用的两个部门模型。对于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批评，如瑞典学派俄林认为，凯恩斯只是重新表述了瑞典学派的观点，而没有增加新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不同于这些作者，凯恩斯抛弃了基于边际生产力利息论和“可贷资金”的数量论的相对价格理论。《货币论》中强调价格调整，即产出的波动来自于成本和利润差额的变动，这和传统的方法不同，以表明他的“寡妇的坛子”和“节俭的悖论”，其中，利润作为投机的动机联系到由收入和支出计算（见上卷“第三篇第10章”）；此外，凯恩斯在《货币论》第6篇“投资率及其波动”开头指出的，这一篇“属于题外话的性质，在论述货币的时候去讨论它是有问题的”（见下卷，第27章，中译本第78页）。与这种观点一致的看法是，（劳动或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这样的术语在《货币论》中并未出现，这与《通论》在边际价值概念从而在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一体化基础上分析这样一种体系的努力（《通论》P292-293）形成鲜明的对照。虽然如上面提到过的那样，凯恩斯的“自然利率”被认为来自魏克塞尔，但他并未象后者那样把它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联系在一起（魏克塞尔，1898，P102-104、171；1906，P192-193；1907，P214-219）。因此，凯恩斯的分析与这些经济学家是有根本区别的。魏克赛尔、哈耶克的资本或货币理论的基础是生产函数和货币数量论，而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则完全抛弃了生产函数的分析，其价格水平理论也完全不同于货币数量论。由于在许多的经济思想史和货币理论史著作中，都认为凯恩斯的《货币论》和其中的基本方程式只不过是对货币数量论的一种表述，而这一结论是对比凯恩斯《通论》中的灵活偏好理论而言的。
在《货币论》中，凯恩斯把数量方程作为他的基本方程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利息率是使储蓄等于投资时的利息率，它表明货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那么，货币利息率不等于自然利息率，将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变动；或联系到储蓄与投资不等，正值的利润差额将使货币利息率超过自然利息率而导致货币供给超出均衡水平，从而造成经济波动。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储蓄和投资、货币供给和需求与利息率之间的关系。按照魏克塞尔（1898）和哈耶克（1931），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投资将超过自愿储蓄，或“生产时期”的延长超过了自愿的时间偏好，投资的增加引起投资品价格的上升，进而引起消费品价格的上升，由此导致“强制储蓄”。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的货币供给将适应货币需求，从而引起一个累积过程。只有当银行作为准备金的储蓄（即可贷资金）减少而使银行提高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一致时，累积过程才会结束。因此，实际部门（储蓄和投资）与货币部门是通过“可贷资金”联系在一起的。这样，货币部门和实际部门依然是分离的。换言之，当储蓄和投资由货币供求相连接时，货币利息率偏离自然利息率而使储蓄与投资不等，会反映到货币部门，但利息率并不调节货币的供求，而是反应货币储蓄与货币投资的数量。虽然货币利息率的变动会影响价格水平，但货币利息率只是自然利息率的“货币利息率”，从而与“边际生产力”和‘时间偏好”决定的相对价格无关（参见柳欣，1996）。
凯恩斯对《货币论》曾寄予厚望。该书出版后不久，他在1931年6月哈里斯基金会作的题为“对失业的经济分析”的演讲中，直接引用了这本书的分析，并公开宣告：“我向你们讲的对繁荣与不景气（应当说还有其他许多）科学分析，是我内心尚未披露的思路”（《全集》第13卷，第354页，转引自帕廷金1987）。但凯恩斯的希望落了空。因为很快成为定论的是，这本书的理论部分并不成功，并且确实也遭到了剑桥和伦敦的经济学家如罗伯特森、庇古、哈耶克和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如米尔达尔，英译本1939）的尖锐批评。主要包括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基本方程”实际上只是在步人后尘；另一方面，这本书解释了那些引起产出增减的因素，但没有解释是什么决定某一时期的实际产出水平（即不能表明一种新的价值理论）。
如前面表明的，与传统理论相对比，基本方程式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基本方程式作为两个部门的恒等式本身并不能表明一种新的价值理论，但它作为一种思考方法对于建立新的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不受传统理论的限制。即给定一个定义式的恒等式，我们可以重新定义自变量和因变量以表明因果关系。基本方程式扩展了数量方程式到两个部门模型，来表明储蓄与投资的均衡。凯恩斯使用它表明了一个由利润引发的非均衡过程，但它并没有构造一个完整的模型来说明他的移动均衡，并进而说明一种新的价值理论。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的缺陷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一模型并没有考虑成本和资本品价格的变动；二是它不能构成一个一般均衡理论，因为它缺少实际部门和货币部门之间的明确联系；第三，对比传统理论，基本方程式没有能够明确表明人们的行为假设以便说明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些在《通论》中均予以一一纠正，如边际消费倾向，投资与资本边际效率表、预期的关系等），从而不能说明均衡的变动和它的稳定性。
因此，凯恩斯在《货币论》出版后即着手写一本新书即以后的《通论》。实际上《通论》的主题思想在1933年的某个时期已基本成熟（见帕廷金，1987；塔希斯，1987）。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凯恩斯的《通论》正是要回答这些批评，并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从《货币论》出版后到《通论》主题形成期间，凯恩斯和他的“剑桥园地”（当代人称之为“剑桥学术讨论会”）讨论了这些批评与问题。虽然《通论》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失业问题，但它与《货币论》不同，它谈的只是理论，正如它的书名所示，阐述理论是全书的宗旨。凯恩斯在《通论》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主要是为我同行经济学家写的。。。本书主旨，乃在讨论若干理论上的困难问题”（中译本，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