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过度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推高了生产成本，形成了“低增长下高福利——高税收——高负债——高成本——低投资——低增长”的恶性循环。
德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第二大出口国，其人均GDP逾2.7万欧元。德国农业产值不足1％，服务业比重近2／3，是一个产业结构高度发达的服务社会，其工业以机器制造、汽车、电子和化工行业领衔；其国民经济严重依仗出口，出口占世界总出口额近10％，70％左右的贸易集中在欧洲和美、日等发达国家，国际收支长期盈余，通胀率低，失业率约9％。
但是，德国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先后经历了1950年代(7.9％)到1960年代(4.6％)后期的恢复和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1970年代的相对滞胀时期(2.94％)，1980(1.8％)到1990年代(1.85％)的低速缓慢增长阶段。
增长，还是公平？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战败投降，由美、英、法、苏四国共管，后分裂为东、西德。此时，德国境内民生凋敝，生产停滞，经济完全无法满足国民的正常生活需求，完全是短缺和管制经济。以1948年6月21日西方占领区的币制改革为标志，德国充分利用了冷战造成的东西方竞争气氛，在马歇尔计划援助等的启动下，凭借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克服了两德分裂带来的产业和地区性结构断裂，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
整个1950年代至1966、1967年，德国年均GDP增速达近8％，私人消费活跃，机器和设备等的固定资产投资旺盛，出口增长迅猛，近乎充分就业(失业率跌至0.7％)，进入了著名的“经济奇迹”时代。这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恢复性需求，以及以朝鲜战争订货为标志的外需对德国出口的拉动。
此时，崇尚市场力量和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加上注重社会公正和平衡，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并影响了政府的施政方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后初期属于右翼政党基民盟／社盟的阿登纳和艾哈德政府任内的主导经济口号就是“增长、增长还是增长”。
1966—1967年，德国出现了战后首次生产过剩危机，国民经济出现相对罕见的0.7％的负增长，“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领导的政府倒台，让位于左、中、右共治的库尔特·基辛格大联合政府，它标志着迄今为止的战后经济恢复性补课和一路高歌猛进、惟有轻微周期涨跌的单边高速经济增长终止。自此，德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需要强调宏观平衡和总体协调的增长阶段。如何防止经济衰退及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大起大落和频繁波动，成为广受关注的议题，相关的调节经济周期和商业行情的景气政策被提上议事日程。
经济政策思想也出现了较为鲜明的转变，出现了在德国战后历史上较鲜见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运行的总体调节政策，代表人物是当时的经济部长卡尔·席勒。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加入了政府总控的凯恩斯主义新元素，政府对宏观经济目标追求也从增长转向了稳定平衡。
其间，马克升值压力成为热议的话题。由于公众、尤其是工商界对马克升值损害德国出口的担忧，基辛格内阁中反对升值的财长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主张，压过了经济部长席勒和央行意见，作出了马克不升值的决定。此举让联合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不久，随着1969年该届政府的下台，联邦政府作出了顺应升值的决定。
随着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显现，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启迪，莱茵模式对社会保障的强调，东西方冷战的竞争压力，要求社会公正、扩大社会福利待遇的改革呼声渐高。1969年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勃兰特及1974年施密特政府先后上台执政。左翼为主政府的执政，推出扩大政府支出、保障社会公正和加强福利保障等经济政策。以雇主、雇员平摊缴费为筹资方式、待遇均等的俾斯麦模式社会保险体制不仅得到恢复，而且空前扩大。一个以强制性社会保险(含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等)为主体，囊括社会救济、社会津贴等的包罗万象的社会福利体系逐步形成，德国成为社会福利国家。但是，高福利国家的刚性特征其后日益显现，使其财政的可持续性备受挑战，为日后拖累总体经济发展埋下了伏笔。
应对滞胀困扰
1970年代，德国经济遭遇了来自外部的强大冲击，尤其是美元走弱、布雷顿货币体系的崩溃和两次石油危机。德国经济被迫彻底告别高增长和近乎充分就业时代，进入经济停滞、失业和通货膨胀高企的“滞胀”时期。
德国政府放开对马克汇率的管制、实行自由浮动，大量游资的流入使马克升值、通货膨胀压力赫然凸现。增强了谈判地位的劳方在劳资薪酬谈判中提高工资增幅的要求助长了通胀；通胀率从1969年的2.1％骤升至1974年的7％；升值的马克和高企的油价令许多行业订单下降、开工不足、加上1971－1973年的“合理化进程”加速了技术进步，导致失业率上升，达到近100万人，经济增长下降(仅0.1％)，德国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为应对通胀，勃兰特政府和央行推出了取消税收优惠、增加燃油税和提高贴现率等举措来压缩政府开支，但无济于事。施密特政府改弦更张，推出复活总体需求的景气促进计划：通过贷款平衡和支持联邦政府扩大投资，补贴私人投资，专门制定促进建筑业、交通、环保能源的投资计划，改革所得税体系，降低中低阶层税收，提高育儿津贴等福利补贴；其经济政策徘徊于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需求)和供给指向型(减税以活跃投资、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同时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希望借助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合作来减弱布雷顿体系崩溃的冲击、稳定汇率和构建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
但是，由于持续危机造成民众消费欲望低迷，钢铁、汽车、机器制造、建筑等行业结构问题突出，以及发达国家同陷危机造成出口不振，上述措施不但未能解决德国的滞胀和失业，还导致了公共债务的巨增，使得总体调节政策归于失败。
1980年代，经济低速增长和持续攀升的失业(突破2百万人)及公共债务问题困扰着德国，促使1982年上台的右翼科尔政府，重回自由主义和发挥市场力量的老路，优先解决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其经济、社会政策的口号是：“自由、活力和自我承担责任”，强调政府应回归本职任务，从“对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过度的要求中退回”，社会和政府只提供急需的社会救助和保障。其通过在社会保障领域开源(增加雇主、雇员缴费率)、节流(降低社保待遇)、实行控制政府支出、不举新债等举措，控制公共债务增长和巩固财政政策初现成效；通过减税以激活企业投资和私人需求，增加企业赢利，拉抬经济增长的目标基本达到，而依此(甚至加上鼓励提前退休)创造就业岗位的举措却收效甚微；货币政策上顶住了美国要求其实施扩张性货币和增长政策的压力，坚持控制通胀、保卫马克对内币值稳定，尤其是拒绝了1987年美国逼迫马克过度升值、从而危及德国出口的无理要求。
破解恶性循环
1990年代，两德统一，全球化冲击、老年化构成了对德国经济、社会甚或莱茵模式的严重挑战，不仅低增长(不到2％)、高失业(最高近400万左右)始终困扰这一阶段的德国社会，且“德国病”综合症异常严重，消费年均增幅仅1.5％，投资多年负增长，财政赤字超过3％，公共债务十年增长1.1倍，令德国从欧洲经济的火车头沦为“大拖斗”。
两德统一对德意志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但短暂的统一景气在1990年代初一闪而过。为实现经济体制转型、重建东部的基础设施和社保体系，包括共同振兴东部工程和统一基金在内，各级政府对东部的转移支付至1990年代中期已逾万亿马克，拖累了西部经济。为筹集资金和遏止通胀，德国政府不得不连续10余次提高主导利率，导致大量游资流入，欧洲货币体中的英镑和里拉等也因此遭受冲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国经济的走弱，主要是由于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结构性原因，和两德统一负担等临时性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过度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推高了生产成本，形成了“低增长下高福利——高税收——高负债——高成本——低投资——低增长”的恶性循环。从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德国人均福利支出增加了5.3倍多，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后腿；1970、1980年代产业结构中过于保护夕阳产业和对信息产业等研发保守滞后使其缺乏富于增长力的主导引领产业；企业治理体制的缺乏灵活性和以利润为首的激励机制使微观缺乏活力；过度的解雇保护和过高的失业保障待遇等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失业率难减。
1998年，面对不断上涨的失业率，束手无策的科尔政府为社民党格哈德·施罗德政府所替代，作为左翼政党的右翼领导人，施罗德的经济政策主张兼容了左右两方思想：一方面坚持通过减税激发投资和消费者的需求，活跃经济。另一方面，在社保领域，和前任一样提倡个人承担责任的同时，尽量保持原来待遇，不提高社保缴费，转而用生态税来填补缺口和提倡环保，以体现其左翼色彩。
综观德国战后经济发展的诸个阶段，尽管问题不少，但从总体经济社会发展来看，能位列世界前茅，还是成功的。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坚持“有良心的资本主义”，即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框架，以市场竞争主导为核心，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激励和微观促进、调节作用；同时政府和社会适度介入，克服“市场失灵”。尤其是其强调以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适度经济增长和稳定通货和为最优标准的“魔术四边形”目标，追求稳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干预调节思想；对能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说明其经济指导思想已经达到了追求诸多纬度和谐的境界。
(作者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德国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