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内容：
师说 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白话翻译：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靠（他）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啊。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的问题）？（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始终不能解答了。
出生在我前头（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出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
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就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
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原因）大概都出在这里吧！（人们）爱他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
（是）教孩子们文字，（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老师），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大）道理，解答那些（有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理解（书本上的）字句，不能解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有的（书本上的字句）向老师学习，有的（大道理的疑难）不向老师学习；
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却反而）放弃（不学），我未能看出那种人（是）明白（事理）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他们）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有人）称“老师”称“弟子”等等，就许多人聚（在一块儿）讥笑人家。
问他们（为什么讥笑），（他们）就说：“那个（人）同那个（人）（指老师和学生）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啊，（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可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
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好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君子们认为（是）不值得一提的，现在君子们的见识竟反而比不上（他们），可真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同行，（里面）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
因此，学生不一定（永远）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贤能，（老师和学生的区别只是）听到道理有的早有的迟，学问和技艺（各）有（各的）专长，（只是）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叫）蟠（的），年纪十七（岁），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他）不受（当时士大夫那种耻于从师的）时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正道，（所以）写（这篇）《师说》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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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鉴赏
文中虽也正面论及师的作用、从师的重要性和以什么人为师等问题，但重点是批判当时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中的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就文章的写作意图和主要精神看，这是一篇针对性很强的批驳性论文。
文章开头一段，先从正面论述师道：从师的必要性和从师的标准（以谁为师）。劈头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这个论断，紧接着概括指出师的作用：“传道受业解惑”，作为立论的出发点与依据。从“解惑”（道与业两方面的疑难）出发，推论人非生而知之者，不能无惑，惑则必从师的道理；
从“传道”出发，推论从师即是学道，因此无论贵贱长幼都可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一段，层层顶接，逻辑严密，概括精练，一气呵成，在全文中是一个纲领。这一段的“立”，是为了下文的“破”。一开头郑重揭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就隐然含有对“今之学者”不从师的批判意味。势如风雨骤至，先声夺人。
接着，就分三层从不同的侧面批判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先以“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作对比，指出圣与愚的分界就在于是否从师而学；再以士大夫对待自己的孩子跟对待自己在从师而学问题上的相反态度作对比，指出这是“小学而大遗”的糊涂作法；
最后以巫医、乐师、百工不耻相师与士大夫耻于相师作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智不及他们所不齿的巫医、乐师、百工。作者分别用“愚”、“惑”、“可怪”来揭示士大夫耻于从师的风气的不正常。由于对比的鲜明突出，作者的这种贬抑之辞便显得恰如其分，具有说服力。
在批判的基础上，文章又转而从正面论述“圣人无常师”，以孔子的言论和实践，说明师弟关系是相对的，凡是在道与业方面胜过自己或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为师。这是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论证，也是对士大夫之族耻于师事“位卑”者、“年近”者的现象进一步批判。
文章的最后一段，交待作这篇文章的缘由。李蟠“能行古道”，就是指他能继承久已不传的“师道”，乐于从师而学。因此这个结尾不妨说是借表彰“行古道”来进一步批判抛弃师道的今之众人。“古道”与首段“古之学者必有师”正遥相呼应。
在作者的论说文中，《师说》是属于文从字顺、平易畅达一类的，与《原道》一类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显然有别。但在平易畅达中仍贯注着一种气势。这种气势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和严密的逻辑所形成的夺人气势。作者对自己的理论主张高度自信，对事理又有透彻的分析，因而在论述中不但步骤严密，一气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关键处用极概括而准确的语言将思想的精粹鲜明地表达出来，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给读者留下强烈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