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芾的代表作有《多景楼诗》《虹县诗》《研山铭》》《拜中岳命帖》等。
二、米芾（1051至1107），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自署姓名米或为芊，湖北襄阳人，时人号海岳外史，又号鬻熊后人、火正后人。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祖籍山西，然迁居湖北襄阳，后曾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书画自成一家，创立了“米点山水”。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其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宋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又称“米襄阳”、“米南宫”。
三、米芾艺术成就
米芾书画自成一家，枯木竹石，山水画独具风格特点。在书法也颇有造诣，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
1、书法
米芾平生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
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
元丰五年（1082年）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入为主的大令帖（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王献之的字，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
尽管如此，此时的米芾书法并没有定型，他在元祐三年（1088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虽然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元祐六年（1091年）后，米芾卜居海岳庵时，又学过羊欣书法。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
在定型的书法作品，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是如此。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黄庭坚之评价褒贬分明，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宋人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如今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的李志敏评价：“米芾谓‘草书不入晋人格，徒成下品’，此乃割地为牢，自欺欺人。元章草书之所以未见新意，正在不能突破古人藩篱也”。
米芾以书法，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祐二年（1087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
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
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
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
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
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者也不免有失“艰狂”。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强调要在气质、意趣等方面严格分辨二者的区别”（阮璞《苏轼的文人画观论辨》）。他所谓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等，都是以传统的造诣、功力、格法标准来要求绘画的。简单地说，就是旧的传统，新的趣味。同是文入画之祖的米芾却不屑于这样的调和，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了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
米芾自称“刷字”，明里自谦而实点到精要之处，“刷字”，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心尽势尽力。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从存世界的近六十幅米芾的手迹来看，“刷”这一个字正将米字的神采活脱脱地表现出来。
2、绘画
米芾作为北宋著名的画家，处在一个文人画的成熟时代，其绘画题材十分广泛，人物、山水、松石、梅、兰、竹、菊无所不画；米芾在山水画上成就最大，但他不喜欢危峰高耸、层峦叠嶂的北方山水，更欣赏的是江南水乡瞬息万变的“烟云雾景”，“天真平淡”，“不装巧趣”的风貌；所以米芾在艺术风格里追求的是自然。他所创造的“米氏云山”都是信笔作来，烟云掩映。
米芾的绘画源出董源。董氏的绘画多写江南山色，米芾已有的评述都是从整体气氛着眼的，但米芾并没有从中寻找适合表达的东西。米芾讲究“不取工细，意似便已”，他虽有临摹“至乱真不可辨”的本领，却更热衷于“画山水人物，自成一家”，通过一番选择，米芾找到董源所用的“点”。本来，董源的“点”是披麻皴的辅助因素，服从于表现自然质地的需要，点与其他造型手段一起构成了某种写意的整体气氛；在巨然的笔下，尤其是山头的焦墨点苔使笔墨本身具有了某种独立意味的写意效果。董、巨的点都有受制于造型目的的性质。在二米的笔下，点已几乎成为造型的全部，且有了相当程度的写意性。所谓“落茄皴”，事实上就是一种以点代皴的写意画法，“用圆深凝重的横点错落排布，连点成线，以点代皴，积点成片，泼、破、积、渍、干、湿并用，辅以渲染表现山林、树木的形象和云烟的神态”。完全放弃钩皴点擦的传统方法。卧笔中锋变化的随意偶然效果，不拘常规，不事绳墨，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眼界，难怪当时并没有积极的反应，甚至遭到“众嘲”、“人往往谓之狂生”。（《画继·轩冕才贤》）
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