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地说，为了“生意做得万年长”，在大陆，经济必须屈服于政治，原因在于中国特色，或者说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特色”：国家一切资源属于政府（实际是属于党），行政管理极其严格，行政权利过度集中，对社会生态限制过死。虽然在十年内难中耗尽国力后不得已地推行改革开放（邓、陈之争），取得巨大进步，但尚有许多亟待改进之处。潘石屹曾经抱怨过，在大陆做实体一路批下来要盖几十上百个公章，稍有打点不周到之处就会胎死腹中，这种痛苦是外人无法体会的；而这尚且是民族企业（当然，凭借行政权力垄断国家资源、占尽一切优势的的国企除外），对于外企来说，不摸清世所罕见的官僚主义泛滥的中国特色，想要在大陆生存可谓是步履维艰。首先：激进民族主义的荼毒广泛存在，非理性的行为经常发生，例如长期敌对思维导致的反感、抵制外企，甚至打砸抢烧实体店等等，在中外关系敏感时期尤其严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0年发生在郑州、西安、长沙等多个大中城市的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岛、抵制日货游行示威的活动，多家日企商场、店铺被砸被抢，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后遭国家公安部追查。其次：具有中国特色的审批制度，层层禁锢，烦冗复杂的审批文件让企业经营者胆战心惊，每办理一个批文通常是遭遇吃拿卡要，外企尤甚。一个不慎，工商、国土、税务、卫生、环保、审计、房管甚至电力、水务等都会找上门来，若不仔细打点招待，只有关门大吉。再者，行政命令频出，朝令夕改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经营者如履薄冰，当年霍英东经营广州白天鹅宾馆，每年都要去北京一趟，看看王府井大街上那些印有平面模特的商业广告是否还在，若在，心里就有底了：北京的风向没变，生意还能做。作为世界知名的商人，霍英东也不得不对大陆的政治气候仔细揣摩，紧紧跟随。因为一旦政府出台限制性的命令，对于民营企业或者外企来说便只有觉得服从，即使被逼到绝路，你也不能去抗议、不能去游行，更不能去质询政府官员，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因为这里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大陆。
所以，对中国的政治做一定的研究和关注，有利于企业的稳定生存和长足发展，分得中国大陆14亿人的大蛋糕，赚取利润，这是商业的唯一目的，其余无可探寻，也无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