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那么，这种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便是此种文化的主流。这种文化主流的精髓，便集中地表现在这个民族历史的哲学观点方面。
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受中华文化历史熏陶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具有勤劳、智慧、团结、勇敢的精神，就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种极其古老的哲学思想——道学。这种哲学的最基本特点是一元论，而以阴阳形象地表述一事物中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辨证统一关系，以阴阳同性相斥、异性相引、消长、平衡推动事物变化而论述其客观规律。中国古典哲学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然辨证法和相对论。
由于中国古典哲学是产生在尚无文字为载体以行表述和传承的上古时代，为着教授人们学习，就画出了一事物之中存在阴阳两势消长变动的“太极图”表示，再以阴阳符号组成象征天、地、人、时，且阴阳不能形成静止性平衡的八卦图，进行传授。这就是伏牺时代创八卦的历史记载。
此后，当中国的历史上有了文字以后，人们就会很自然地给这种传授哲学的专用图案画注以文字，以帮助记忆。对于这种有了文字的哲学经典，就不能再以卦画相称，而须称之以书了。书名就依此书是专讲事物变易、所用的方法简易、而其所讲的哲学道理千古不易这三方面的意义，定书名曰《易》。
中国哲学由于产生在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经济生产特点的时代，其时，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是以山地为获得资源的生存根本，这就很自然地将代表山的《艮》卦置于六十四卦之首；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生产后，人们的认识观念自然也要产生变化，认为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这时候的人们又将代表大地的《坤》卦放在六十四卦之首。为了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版本，就将以《艮》卦为首卦的《易》经，按首卦上山、下山、山山相连之象，称作《连山》；而对以《坤》卦作首卦的版本，就依“大地生发万物，而万物又莫不归藏于大地之中”的象征性意义，定书名为《归藏》；商末周初，周文王父子删改哲学经典，用作卜筮，为其贯彻“神道设教”、愚民以治方略服务的，就是今还保存且流传于世的通行本《周易》。
中国哲学不仅产生极早，而且，其学习、运用、传播和传承，从其一开始就受到了全社会极大的重视。正由于如此，中国哲学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上古的政治、经济、思想、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
如称道学理论为“道理”；将一定的思想、方法、规律、法则都统称之为“道”。讨论问题谓之“论道”，用心体会哲理并融会贯通命之曰“悟道”，学道而有所心得便谓之以“得道”，得道者符合哲学思想的行为体现，就谓之曰“道德”，将以法治国者称作“执道者”，评论治国者的政绩，论之以“有道”或“无道”……至于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中的许多专用字，也都是按着哲学原理和学哲学、用哲学的当时实际情况而创造出来的。
例如，学习的“学”字，在甲骨文中，是依“双手”弄“爻”于“屋”中之形而为字。在稍后的金文中，又于“屋”中增添了一个学子的“子”字。这个字直到汉字简化前的繁体“学”字，字形还一直保持着原样而未改变；教学的“教”字，是画一只“手”，持以教“鞭”，指着“爻”给学“子”看的简明图形而成字。“教”字的字形至今基本未变；道学的“道”，道德的“德”等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及与其有关的文字之造，莫不如此。在上古时代，正是由于学者们都学哲学、用哲学于自己的职业或学术研究之中，这就使得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深深地渗透到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礼仪、教育、天文、地理、音乐、建筑、书法、绘画等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同时也产生了充满哲理的成语典故，这就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历史根源。
一个人，如果思想上重唯物，明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最基本道理，他就会在行动上表现出勤于实践、热爱劳动、奋发有为的精神。思想上不仅重唯物，而且讲辨证，就不会死搬教条，就懂得变通，就聪明智慧。
既勤奋而又智慧的人，其办事情成功的机率就比较大，这就是勇于实践，敢于斗争，以及具有创新精神的根源。
中国古典哲学是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哲学思想体系，它认为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必须从全局出发，作为社会问题，就要注意从国家、社会、家庭等总体观念上研究和进行处理，这是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所以，受这种哲学熏陶的人就表现出爱国、爱家，懂得关爱他人，懂得团结和凝聚力量对于保家卫国、维护社会和平、安定的重要性，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道理。一个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同样是如此。中华民族之所以勤劳、智慧、勇敢，之所以表现出民族团结的精神，数千年以来一直具有极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保持着国家的统一，就是因为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并在此种文化长期的历史熏陶之下而所致。
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优秀，是就总体上、主流上比较而言，是相对于其它历史文化而言。并非说中华文化之中就没有糟粕。任何事物从其产生之后，都是不断变化的。其变化虽然纷纭复杂，但不外于两种倾向：一种是发展，提高，完善；一种是嬗变，蜕化，衰落。
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自夏禹建立父传子、家天下的君主独裁政治体制以后，统治者先是“神道设教”，对它极力神化、歪曲，以为其鼓吹君权神授、祸福天定等唯心思想，而达到愚民以治的目的服务。
接着，商末周初，周文王父子就以篡改哲学经典作卜筮用，使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春秋之际，管仲以中国古典哲学为指导而阐述治国之道；孔子极力阐发、宣传《易》经的哲学思想，虽然，其间有老子抄袭并竭力歪曲《黄帝经·道原经》而成其《道德经》，以为统治者的愚民之治服务，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拨乱反正，使中国古老的哲学经典恢复其本来面目。但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又曾有过一定程度上的恢复。
“百家争鸣”之中，学者们以哲学思想为指导，研究、探讨、阐述治国观点者多，谈神弄鬼者较少。但至秦汉以后，随着封建君主独裁统治制度的巩固、董仲舒神学思想理论的炮制与宣传，中国古典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便逐渐含垢蒙尘，失去了光彩，不为世人所知了。而宋明虽然又有“理气”哲学的兴起，但终归去中国古典哲学博大精深较远，影响不是很大。同时，这些宋、明之际的“理气”之说者，对封建纲常倒是发挥到了极致的程度；此后，随着中国的日趋落后、外国列强的入侵、西学东渐的影响，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上无哲学，事实上到了谈中华历史文化竟不知其本为何的地步。
作为一个人，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或改变，是由其接受教育、环境影响等多方面的客观因素造成的，这种形成或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但是，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一经形成或改变，就将对其社会行为产生长久、乃至一生的深刻影响，或祸或福；而对于一个民族、一国的国民来说，也同样如此。只不过，一种民族性、社会性的思想精神形成或改变，是受历史上社会政治制度、思想道德教育、民族和国家兴衰等更为复杂的因素所造成，所经历的时间要更长一些罢了。但一种民族思想一经形成或改变，就将对这个民族或国家产生更加深远的历史影响，或走向兴旺发达，或渐趋衰落乃至灭亡。
所以，纵观历史，一部中国四维一絷唯物辨证哲学的发生、发展、嬗变史，所引起的结果，就是中华民族的兴衰史：
中国上古，由于中华先民繁衍发展主要地域的地形变化、气候变化、自然条件变化，并因此而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不得不随之发生变革的客观情况，引起了中华先民对自然规律的高度重视，并进行研究探索，不断总结，产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唯物辨证哲学——道学。
道学的产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历史的发展进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五帝时期，又以中国古典哲学为指导思想，指导国家政治、经济、科研、法律、道德等各方面的文化建设，使中华民族从其立国之始，就形成了一个具有民主与法制雏型的社会。孔子称其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同”时代；现代史学家郭沫若先生评论为“我国实行共产主义之最初的历史”。其时，社会经济已经相当发展，医学、音乐、天文、历法等各方面科学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黄帝历》、《颛顼历》都已经是“四分历”。天文观察方面，能够知道太阳经过四象四仲中星的准确时间，使历法中的二十四个农时节令准确无误。正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基础，就是到了商、周时代，虽然迷信思想充斥了整个社会，但在天文观察方面仍然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公元前614年7月发现并详细记载的“哈雷彗星”，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于1682年发现它和命名早2294年。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敬事鬼神、董仲舒炮制封建神学愚民理论以来，中华民族就不断在科学技术方面走向落后，至明代开始受到倭寇之扰，清代西方列强入侵，这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客观历史事实。
中华民族由原来的科技发展居于世界遥遥领先地位，转变为被吸收了中国发明创造出的科技成果、而后来居上的外国列强所欺，这不能不引起爱国志士们的思考与探索，纷纷从历史上、文化上寻找原因。但是，研究的观点，探索的方法各有不同，其结论也自然相异：有的以后世中国的落后，去机械地推论古代历史，认为史书所记载的中国古代文明进步、科技发展历史“不可靠”，“是传说”，“是神话”。这就是疑古思潮出现并风靡一时的原因；有的，又以中国古代由于有重唯物求辩证的哲学思想影响，重历史记载而神话传说少的情况，以中国古代神话“不能和希腊各民族的神话媲美”而遗憾，于是就骂孔子，批评司马迁，硬说他们“把神话历史化”了，因此就要“理直气壮”地将五帝时期、夏、商、周、秦、汉的许多史事，都要“还原”为神话；还有人以中国近代的落后，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中华文化，对其称之为“陈腐的渣滓，时代的废物，前进的负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
于是，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口号便提了出来：“欲使中华民族成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的）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就是后来为废除中国汉字所采取一切行动的思想根源，更是提出使中华文化“全盘西化”的理论依据；在讨论到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上，“西方专业哲学界不承认中国古代有哲学，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我们中国的学者呢，即使是致力于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们，也只是将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之类视为哲学。到了现在，也是最早上溯到了老、庄，并不认为在此以前有哲学。这当然是很不准确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