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艺术特色简析
发布时间:2016-07-11编辑：唐露手机版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任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这是纳兰容若的《木兰花令•
拟古决绝词》。我所念念于心的“人生若只如初见”读到下阕，应该是从汉代走到唐朝来的时候了。汉唐，这是五千年里最辉煌的年岁，至今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它们遗下的风韵洒下我们血液里，像金子一样熠熠生辉。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从班婕妤到杨贵妃，有多少人走了又回来，来来回回躲不开的是命运的纠缠。不如，随着这两个女子款款的身影，闲闲看过千年的花开花落，王朝兴替，借着“骊山语罢清宵半”的好辰光，说一说“祸国”的女人，虽然，弹指又过了千年。
那场惊天动地的“黄昏恋”开始于骊山。那是历代皇家的行宫，一个很不叫人安分的地方，比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事儿就是在这儿做出的。结果，亡了四百多年国祚的西周。再后来，唐玄宗在这里遇上杨玉环，断送了开元盛世。
说“三郎”与“玉环”的爱情，免不了要说到白居易的《长恨歌》，仿佛是千年来品听同一场哀艳的爱情悲歌一样。必得和贾宝玉一样手拿曲谱，听人唱得一句：“开辟鸿蒙，谁为情种?”一切才于恍恍中开场。
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任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故事从这里开始，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统领着全文。而唐玄宗本人既是悲剧的承受者，又是悲剧的制造者。紧接着诗人以极其精炼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春寒赐浴华清池，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反复渲染了唐玄宗的杨贵妃之后的荒淫无度。三千宠爱集于一身，姐妹弟兄都封了大邦，一家门户生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用夸张的手法不无讽刺的介绍了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恃宠而骄的妃子。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不难看出诗人在这里表现了对唐明皇的同情和悲哀。此后日日夜夜的思念，魂魄未曾入梦来的哀婉，她死了，自己还活着，恨吗?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可是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无能，恨谁?再恨最后也只能在寂寞的宫廷化作一声无奈的叹息，让人禁不住潸然泪下。后面道士的出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再到仙境的出现，整个过程给人一种真实感而不是空中楼阁，情感达到了高潮，玄宗天上地下寻找爱人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动人心魄。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磨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
《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
“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诗人以“情”为中心，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先讽后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