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一词是近代中国即19世纪90年代维新变法期间从日本引进的一个外来词。自从这个词出现以后，它一直被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具有崇高含义的词语，如政治是灵魂，政治是生命，等等。那么这个词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个词可以匹配呢？
古人在《易经.系辞》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是否就是古人观念中的政治权力上层建筑呢？也即古代的“道”或说“道统”便是现代词语中“政治”。
在清末近代第一次中西文化碰撞的年代中，19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的“中体西用”，其中“中体”也可以理解为“政治”，而“西用”则可以解释为“西器”，“中体西用”用现代语言可以解释为：用本国的政治来指导西方科技的具体应用，也即“政治挂帅”。这几乎就是对中国古人“道”、“器”观的继承与发展。
同时，在现代人的文字表达中，常见这样的句子：政治为社会现实服务，政治为经济服务（非指具体、微观的人品道德）。这样的句子结构，却分明在说“政治”只是服务者，现实与经济才是本质。在这里，政治成了“器”（曾有“思想武器”一说），而社会现实和社会经济则成了“道”，器为道服务。
对于这种思想，中国的先人有没有相同的表达呢？
清末“中体西用”本来是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道器”观而强调“中体”的重要性，但是，那位“戊戌六君子”之一、有名的维新志士谭嗣同，恰恰在道和器的关系中，发现了现代人的思想，与现代人有了几乎相同的表述。他在1895年7、8月出版的《报贝元征书》中说：“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后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倘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谟无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这里，谭嗣同几乎就是在用现代语表达：道为器服务，政治为现实社会与现实经济服务，他批评了“误以道为体”，认为“体立而后行，器存而道不亡”。它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理论：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体现了其内的精神文明，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愈高，社会的精神文明也愈高，物质文明正是精神文明的形态体现者。物质文明滋生于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涵养物质文明；落后的精神，只会产生落后的物质，反之亦然。这是谭嗣同对清末落后现实的批评。他以现代人的思维，把历史社会长期颠倒的“道器”、“体用”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并提出：脱离社会现实与经济发展的“道”为“若一幻物”，“ 果何物也耶？”这种“误以为”的颠倒，正和现代很多史学者指出的“封建皇朝倒立着看待社会”意思表达一致。
其实，现代社会发现并形成了“政治”是一种工具的思想，时代伟人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已经断然否认了所谓“政治挂帅”；只是固有的传统观念，还在不时地以它的悖论形式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使这种发现成为了历史社会认知观的循环与断层，即放弃了这种发现和觉醒（唯我性人治原因）。确实，社会科学文明观念发展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才是政治背后那个真正的本质，而决非是所谓高于一切的“虚悬”和“挂帅”中的那个“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