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现代发展
90年代，美国经济学教授芭芭拉·沃德和微生物学教授勒内·杜博斯合着了一部警世之书，书名叫“ONLY ONE EARTH———只有一个地球”！两位作者集成了上百位相关领域的专家的思想，怀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警示世人：在茫茫宇宙之中，星球无数，却只有一个星球来让长有四肢，用肺呼吸，用大脑思考，用嘴表达意愿的高等动物生存，如果人类自毁家园，明天我们将无处容身。
今天，“只有一个地球”的观念已经逐步为世人所接受，每年的6月5日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环境日，1999年已是第27个世界环境日，其主题是“拯救地球，就是拯救人类的未来”。 有资料表明：目前全球人口正以每年9000多万人的幅度增长，世界人口1999年达到60亿，到下个世界中期将达100亿。全球已有30%的土地因人类的活动遭致退化，每年流失土壤约240亿吨。全世界每年流入海洋的石油达1000多万吨，重金属几百万吨，还有数不清的生活垃圾。水中的病菌和污染物每年造成约2500万人死亡。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约有230亿吨，比本世纪初增加了25%，全世界森林面积以每年约17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平均每天有140种生物消亡等。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90年代初环境生态的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挥之不去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时，我们还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痼疾，而不认为在中国这会成为一个什么大问题。中国人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似乎理解得太晚了些。在《只有一个地球》中文版的序言中曲格平先生回忆说，当年他刚刚看到这份报告时，“我们采取的是事不关己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们曾确信并不存在世界性的环境和生态危机，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今天世人从本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已经认识到，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发达与不发达的问题，而且是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这样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在人类工业化对自然造成过度的伤害，已经引起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的情况下，人类是继续以自然的主宰自居，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和奴役自然，还是应该尊重自然，在与自然的平等对话、和谐相处中与自然共同发展。显然，这是一种文化观念的选择，涉及到对人类基本文明的重造。所幸的是，二十世纪以来不但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了充分的认识，而且科学文化的发展也为建构一种新的世界观，从而为重建人与自然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因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形：
既有制度优势，可以快速动员和集中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但如果没有环保意识，又可能造成全国性的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就像大跃进时代那样；可以快速动员和集中资源进行环境治理，可以大规模集中地在全国进行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但社会政治热点一变，那么下面也就悄然无声，地方政府是不会主动去牺牲经济发展去解决环境问题的，如果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不但现有的环境污染难以治理，而且会有扩大的趋势。
既有“后发”的优势，可以充分总结欧美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发展的可能性。但又有不发达的劣势，不但许多地方为发展经济不得不上了许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初级工业项目，甚至实际上就是以牺牲环境而获得一定经济发展的；而且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后，因缺少环境治理的资金、技术和环保意识，而造成了无法治理的环境局面。这似乎在经济发展中又走了欧美工业化的老路，难以超越工业化的这个阶段，还是先污染后治理。
既有“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宝贵的古代哲学思想的文化遗产，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与我国工业化进程和社会文明程度相关，在大多数人那里实际上还处在机械唯物论的哲学思想阶段。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在与金字塔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结合中，正显示着人对自然那种居高临下的主宰心态，还没有树立起人与自然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观和支持这种世界观的社会结构和机制。因而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不但在工业活动中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而且还以“左”的思维方式，计划体制的制度形式，在历史活动中造成了对社会领域中的“自然生机”的伤害，窒息了社会生活中的生机与活力。
显然，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要树立起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意识，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文化观念的变革。
一、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
人类从野蛮步入文明社会是以人与自然的分离为代价的。这种分离，在生产领域表现为人类社会的三次大的劳动分工；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人群的分化、阶级和私有制社会的出现；在精神领域则表现为人类主体和理性意识的产生，使人类可以有意识地将自己作为主体而与自然客体区分开来，并借助于语言符号和概念逻辑去认识自然，从而可以更为有效地从事自身的生存活动。
正是这种在劳动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分离及其社会化展开，人类跨入了第一个文明社会——奴隶私有制社会，创造出了原始社会所不能想象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但奴隶社会的极端贪婪和种种残暴也促使了人们开始从哲学上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道家的哲学的创始人物老子和庄子相当清醒地认识到了“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纯朴道德”的私有制社会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分裂，以及所产生的罪恶和苦难。老子所创立的“道”的内涵复杂而精微，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宇宙、自然本是混沌同一的，因而分裂了的人性和人类社会也应该返朴归真，最终回到一种君主无为而治，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中去。庄子则比老子更深刻、更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的私有制社会。他一方面对那个由于统治者的贪欲、残暴所造成的“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的现实表现了强烈的愤慨，另一方面他又描绘了一个人摆脱了“物役”，回归了人的自然本性的 “至德之世”的原始理想社会。他的基本理想就是所谓“齐物论”。他认为万物本是同一的，并无质的区别，所谓高低、贵贱、美丑、是非等判断实际都是人的主观“我见”， 他举“浑沌”被凿七窍而死的寓言故事（《应帝王第七》）说明，由这些“自我观之”的功利心态去改造自然，就必然会造成对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的损害，而社会也就会分裂而变得不安宁。所以，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都认为人类通过语言符号的“文化”并不是什么好事，天地自然并无意志却无为而无不为，造就了一切，因而人应该顺应天地之道，舍弃和忘掉人工作伪的知识，回归人的自然纯朴的本性。这样，人与自然、人与人就能和谐相处，社会就会安宁，人民就能安居乐业。
中国古代道家虽然已经看到了技术（即“机械、机事、机心”，见《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影响，但道家更多是从社会的分裂、文化的作伪和自身的素朴自由的身心体验而领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虽然其中充满着内省的智慧，如对私有制社会的价值批判，对人类的语言文化符号及其理性在人类社会文明过程中双重作用的认识，以及保持素朴身心的种种体会，但道家的这种期望通过消解文化来澄清人心，使人回归一种近乎原始的存在状态的社会理想，无疑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另一方面，道家在这其中所领会感悟的天（自然）人关系，以及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不但对于今天生活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人的浮躁的精神生活当有调适作用，而且对人们思考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也都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与中国道家不同，中国战国时期的荀子在天人关系上则提出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他与道家一样，都认为自然是无意志，无目的，但他不认为自然有什么神奇，也不值得崇拜，自然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在相互作用中生成万物，仅此而已。因而天是天，人是人，“天”并不为君主是否贤明而变化，也不决定人生的吉凶祸福；而人的社会也有自身的运行规律，社会的治乱在人不在天，社会是富强还是贫弱取决于每个人是否努力劳动。正是在这种价值视野中，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认为人能够也应该适应天时地利去参与自然界的变化并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创造出财富，使社会富强，人民安乐。
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功利主义思想，他把儒家的仅限于社会领域的当官的“有为”推向了自然领域，并因此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认识论（解蔽）和逻辑学思想（正名）。值得思考的是，荀子还提出了“性恶论”和“礼仪法度”的思想。这些与其“天人相分”的功利思想，与其认识论和逻辑学思想有着体系性的内在联系。如果对中国古代墨家和荀子的思想作深入的研究的话，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化发源期，似乎同样存在着一种类似古代希腊文化的原始的文化体系，但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土壤上，同时也由于缺少对这种文化体系的本体论的学术支持，因而这种萌芽状态的文化体系没有能长成参天大树，结出近、现代的自然科学之果。相反，汉代实行独尊儒学的文化政策后，中国古代这一文化体系就消亡了，因而其后中国虽有众多技术发明，但并不能形成科学体系，形成一种科学发育、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没有能从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发育生长出来，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也与这种文化体系的消亡，以及其后的文化发展有关。
而中国古代文化的儒释道互补，最终在宋明时期完成了中国古代封建主流文化的建构，形成了所谓的宋明理学，以其“灭人欲，存天理”的文化命题，担负着压抑人的情欲、提升人的道德品质、支持封建金子塔式的社会结构的文化使命，并因此以道德上的“天理”彻底关闭了自身体系发育自然科学视野中的“天理”的可能性，形成了一种将自然伦理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化的中华古代文化。
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文化不但由于缺损商品经济和自然科学发育的基因而不能在近代生出与世界同步的工业化进程，而不得不借助外力以屈辱和痛苦的历史心情开始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而且并没有因为伦理化中的“田园诗般”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对工业化中可能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能所有警示走出另一种发展模式，最终在工业化过程中基本上走的还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中国文化中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现代发展 来自: 书签论文网www.shu1000.com 二、西方文化中的“人与自然”
在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基础上，希腊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更多表现出功利性的特征。
在世界思想史上，主要文明民族的文化都是通过对宇宙始基的追问开始的。中国古代有金、木、水、火、土之说，最终形成了以“气”为统一的始基，以五行的变化为规律的物质观。古希腊哲学通过一系列假定最后把宇宙始基规定为“存在”和“原子”。“存在”的古希腊语转译为英语为“to be”即汉语中的“是”。自巴门尼德提出“存在”的概念后，对“存在”的探索就形成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西方文化中的这个“存在”实际就是对自然说“是”（相当于老子的“道可道”），即以人的主体特性来对自然做出判断、认识和进行理性建造，形成“世界“的文化过程。所以西方的本体论本质上是以范畴的形式来为自然制定逻辑法则的哲学，所追踪的是人的理性所建造起的共相世界，表现了人对自然的主宰和驾驭意识，即后来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所明确表达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所要追踪的则是非语言逻辑的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而“原子论”则形成了西方人的物质观，自然与世界被认为是由无数个自由的单质 个体所组成，它们相互冲撞、相互竞争、互相作用而形成了有形的物质世界，这里单质体的“一”与“多”，“一”只是无数个“一”中的“一”，而不象中国道家的“一”是唯一的“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值得说明的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开始并不是自然科学的，而是价值论的，是认识和假定物质世界的一种工具，表明了希腊人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价值假定：世界的存在的基础是个体性的，世界的物质性、世界的发展及其秩序都是在个体相互竞争中形成的，而不象中国道家那样认为世界是由一个至高无尚的“道”即“一”或“气”所氤氲化育成的。
这样，我们就发现，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中，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种内在的矛盾性，表达了两种基本文化信念：在其本体论中，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主宰，人的理性建造和绝对的理念世界，这显示了人类主体的内在尺度及人类精神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性；而在其物质观中，则强调了自然和自然本身的自我演化机制，认为世界秩序源自于强有力的自然个体的相互竞争的“天机”[①]。这显示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及其对自身所处位置的宏观界定：人类归根结底是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的有机部分，遵循着大自然的法则而生活和劳作[②]。在希腊文化其后的发展中，其本体论在与犹太文化的结合中具有了人格神——上帝的形象，“上帝“成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然和人的绝对主宰；而其物质观则在其自然哲学的形式中经过漫长的演化最终在十六世纪脱颖而出发展为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体系，“原子”这种原来只是价值论的认识工具居然在西方自然科学体系中变成了真在的东西，而其自古希腊开始的工商经济、城邦民主体制、古罗马的征战、及其后来的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和西方民主法制制度，实际也无不是“原子论”结构的历史形态的写照。
进入十六世纪后，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推动下，西方世界重新挖掘和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并创造出了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和人类的生活面貌。然而，这不但意味西方人源自古希腊的那种主宰、驾驭和改造自然的价值意愿在数学、尤其是牛顿力学等科学中被极大地强化，而且还通过科学获得了主宰和改造自然的强有力的技术手段。这个时期兴起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使整个自然在西方人的眼里逐步变成了一部大机器，他们认为，自然“一切都是给定的”，都是由必然性所支配，严格按照轨道运行的，只要认识了这个必然性，把握了其中的规律，人类就可以像摆弄钟表那样控制和改造自然这部大机器了。终于，随着最想赚钱，因而也最愿意利用科学工具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随着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轰鸣、铁路的纵横、工厂烟囱的耸立、汽车的奔驰和原子武器的释爆，人类彻底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大发展，但同时人类工业化在给人们带来众多享受的同时，也将人类居住的地球带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全球大气污染、臭氧层空洞、热带雨林急剧减少、土地沙漠化、水资源污染和减少、大量物种消亡、以及美俄核武库对人类存在的威胁等等。在传统工业化所引入的新纪元中，自然似乎在反抗人类，开始报复人类。
正因为如此，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重新思考西方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尼采所宣布的“上帝死了”，实际批判的正是西方文明中的那种人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其后非理性主义哲学，包括存在主义和各种现代艺术思潮，其文化本质正在于要摆脱于语言逻辑的牢笼，消除理性的束缚，复归人的感性生活，寻求人与自然的一种整体化的和谐的关系。而十九世纪科学的三大发现，以及热力学的创立以及本世纪的物理学革命、现代宇宙学、系统论、复杂科学等的出现和发展，实际已经开启了人与自然新型关系的科学之门，为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观奠定了科学基础[③]。
三、两种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中工业化及环境问题比较
进入二十世纪，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批判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工业化的模式，这种工业化模式在其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都有着与欧美工业化不同的特点，因而在其环境问题上也表现出了相关的特点，通过两种体制中的环境问题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在比较中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问题。
在从文化上来回顾西方工业化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即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所推动的工业化都包含着一个价值论意义上的“绝对主宰”的影子，但其工业化却是在没有主宰的市场体系中进行的。这就是说，西方工业化在其价值本质上是为了主宰、控制和改造自然，并因而在其社会层面表现出了妄想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的价值心态，但市场体系中的工业化却由于一个个想称霸的企业主体间的相互竞争、相互抗衡而使其变成了一种每个人都不可能称霸而由“市场合力”来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充分地表现了古希腊原子论的结构原理。因此，在这个市场体系中，有着个体的意志自由、有自觉的理性精神、有企业业主这样一个个企业的“主宰”，同时在文化领域还有着自由主义为之摇旗呐喊。然而，正是由于市场体系中的这种充分的个体意志自由、充分的理性和充分的市场竞争，而使得市场体系在其宏观整体上显示出了一种既没有绝对意志主宰，也没有自觉理性的性质，而是恩格斯所说“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历史合力”起著作用，因而使其变成了一种由“合力”所推动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正是西方工业化“先发、内生型模式”的文化特征。
因而，西方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实际也是由这个文化特征所支配的。从文化上看，西方市场体系中的工业化表现出了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工业化中的环境污染问题虽然和人类对环境的认识、现有的工业技术水平和科学技术手段有关，但在其现实性上却是企业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说，欧美工业化中所产生的各类污染在本质上是企业自利行为所导致的。二是在市场体系的条件下，企业的导致环境污染的自利行为最终又会被企业竞争中的一般化的自利行为所制衡，进而通过社会的意识化的过程而产生制约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市场和社会机制。这就是说，市场体系中工业污染问题最终可以通过政府理性指导下的市场竞争，而在企业自利的基础上产生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市场机制，可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环境污染是企业的自利行为导致的，而最终又是在企业自利行为基础产生了解决问题的机制。比如企业污染环境后会遭致公愤，而对企业的市场竞争不利，而后的环境保护法的制定，又会使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遭致政府的法律处罚和经济制裁，进一步发展又使清洁生产、环保产品、绿色产品受到社会的赞扬和欢迎，而绿色环保运动和生态伦理的出现更是使企业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变成了一种遭谴责的不道德的行为。这一切都会对企业的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演化和生成出一种包含了环境意识的新的市场秩序。值得强调的是，环境科学、生态伦理等科学和理性的东西，只有在市场本身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物质和信息条件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实际的作用。所以，在市场体系中，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利益的损益来影响和推动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及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则表现为另一种文化特点。
一是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工业化模式中，企业被消解了财产所有权和自主经营权，变成了整个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的一个被控的工业单位，而不再是一个经济主体。因而，在这个体系中，企业不是一种个体，没有自身的经济利益，因而既无自身意志自由，也无所谓理性（理性是建立在主体性的基础上的），更没有企业间的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竞争，企业实际只是政府部门经济职能的延伸。因此，一切经济行为都必须严格按照中央计划指令来进行，整个计划体系中的经济运作是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来实施操作的。从文化上来认识这个体系，不知只是一种文化的巧合，还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真的延伸，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工业化正表现着中国古代的“气化论”的原理（通过一个至高无上的“道”来运化万物）。这样，与欧美市场体系中的工业化相比，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中的工业化在其微观的经济领域里恰恰是没有个体性的“主宰”的，企业没有自身的利益，没有人格化的企业财产所有者和经营者，当然也没有企业业主的“主宰”，因而也就没有利益的驱动和利益的竞争。因此，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中的工业化系统是一种没有自然发育、发展过程的，因而是没有自身秩序信息源，没有内在生命活动的人造系统。
二是在计划体系中，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经济结构，假定了一个超越了自身历史发展水平的高居的系统主宰和控制者。由于计划体制的工业化系统没有内在生命活动、内在秩序信息和生命活动机制，因而必须造就一个外在的系统控制和操作者来推动这个系统运作。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中，社会管理者们“自我超越”，一下子成了一个工业时代的绝对控制者，在对西方工业化知识的非经验化的批判和借鉴中，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被假定为通过政府有计划地、科学地组织和直接参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可以跨越市场化阶段，走一条多、快、好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这样，社会国家的管理者们就在一个假定的历史前提下，以一个“至善”的社会理想目标，而自我赋予了绝对权力，成为不但是宏观的而且是微观的经济生活的控制和直接操作者。
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本质上不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而是社会管理层在“至善”的价值理想推动下的一种意志化的历史活动[④]。这里就产生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即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工业化中，工业化本身所暗含着的“绝对主宰”的价值意愿与计划体制金字塔社会结构所包含着的价值意愿产生了强烈的历史共振（中国大跃进就是这种共振的表现），从而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两个大系统中极大地强化了人主宰、控制自然的价值取向，这反过来，又极大地强化了社会管理者在工业活动中意志化行为。这就使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被导入了一种没有制衡机制的社会架构中：工业化中的人的主体价值意愿缺少了市场化中的“市场合力”作为一种社会领域中的自然力量来制衡；计划体制的金字塔结构中的社会管理者的意志化行为缺少了市场化的平行网络结构中的市场的理性行为来制衡。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主宰、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这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缺损了自然（包括社会领域中的自然）对人主体性的作用和改造的自然和社会机制，而在历史活动中这一瞬间了失落了大自然的法则。然而，实践表明，这种社会架构中的工业化活动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于人类社会自身都是一种危险的历史尝试：一种“至善”价值理想支配的没有制衡的意志化行为所推动的工业化虽然实现工业化初期的高速增长，但其后不仅付出了低效益、资源浪费、工业布局不合理和大规模环境污染的代价，而且也在其力图使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完全科学化、秩序化、均衡化和道德化的唯心意志统制行为中，压制了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自然生机”（如农民多养两只鸡也是不准的），阻碍了经济主体的发育，并在为保持这种无个体、无主体性的文化结构所进行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以及所宣扬的各种极左思想观念中对人民的思想感情造成了极大地误导和伤害，从而逐步把经济和社会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最终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后期的全面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而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化污染问题也与这种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