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化武器态势主要特点
全球生化武器态势是当今国际军事形势发展的一个缩影。它既有世界军事形势的一些共性，又有其特殊的表现形态。
1.非战争使用成为生化武器运用的主要形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伊拉克对伊朗和库尔德人使用过生化武器外，其它国家未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生化威慑、恐怖和犯罪，以及伪装成自然疫情秘密袭击等非战争使用问题则日渐突出。
一是生化技术扩散使生化武器非战争使用的机率增加。经济全球化，使各种生化制剂的研制设施、原料更加普及；信息网络化，使许多毒剂的合成方法、理化性质、毒性数据更加公开。生化技术的发展和生化制剂的扩散，为生化武器的研制生产和使用生化武器进行恐怖、犯罪活动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二是生化恐怖等非战争行动及影响呈上升趋势。近年来，恐怖分子利用生化手段破坏、谋杀、抢劫、绑架等活动越来越多。生化恐怖袭击使用隐蔽、防范困难、处置复杂、作用持久、后果严重。0.015－0.24公斤的肉毒杆菌毒素污染水源，就能在数小时内造成上万人的中毒和死亡。新型生化战剂一旦用于恐怖行动，将更难防护，影响更大。
三是某些自然疫情隐含激烈的非战争生化对抗趋向。近年世界各地爆发的新型传染性疾病等自然疫情，在客观上为掩盖生化武器秘密使用的行为提供了条件。不排除别有用心的国家和势力将生化武器作为遏制对手的战略手段、伪装成自然疫情形式变相使用的可能性。
2.生化武器军控履约面临的形势仍很复杂
禁止生化武器的国际条约使战争中公开使用的可能性有所降低，但一些国家仍库存大量生化武器，生化武器的研发势头未减，生化武器的"家族兄弟"不断增多。究其原因：一是禁止生物武器法规不完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只是禁止研制生产，缺少执行组织、核查机制和销毁己有生物武器的规定，国际社会对研制生物武器的行为束手无策。二是禁止化学武器工作情况堪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签约国达157个，建立了专门的核查制度，具有较强的核查能力，国际合作方案逐渐成熟。但《公约》局限性较大，许多具有化学武器研制和生产能力的国家至今没有签署或批准公约。三是新型疾病流行刺激生化武器技术发展。新型传染性疾病在促使各国开发健康防病手段、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成为促进生化武器发展的"催化剂"。四是监督履行《公约》缺乏有效手段。对很多新型生化战剂没有技术手段界定。
3.新型攻击性生化武器技术呈现加速发展势头
生化武器技术近年发展势头强劲，特别是新型攻击性生化战剂发展迅猛。在生物战剂方面，用DNA重组技术合成毒素，扩大毒素生产能力；研制多肽等更具活性的主动药物或抵抗药物；对炭疽、白喉、肉毒等毒素的基因进行克隆，对产毒基因的核苷酸进行人工合成；发展导致人体变异和破坏生存环境的基因武器。用5000万美元建造的基因武器库，其杀伤威力远远超过用50亿美元建造的核武器库，只需20克超级热病毒基因武器就足以使全球60亿人死于非命。在化学战剂方面，出现了通过化学合成方法产生毒素、或由活的生物体产生毒性的生物化学毒剂，能渗透传统防护器材的强穿透性毒剂，有针对性地破坏人体神经等思维载体的新作用机制毒剂。这些新战剂"作用快速、高度致死、穿透性强、作用机制新"。
4.战后生化武器遗留问题的处理工作难度很大
战后遗留生化武器隐蔽性强、作用时间长，严重危害有关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命安全，是当前和平环境下生化武器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和比较突出的安全隐患。仅日本在中国的遗留生化武器就已经导致了数百人伤亡。围绕这一问题的谈判和销毁等善后工作十分复杂，除《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涉及到有关遗留化学武器的处理问题外，国际上再没有其它相应的法律规定和有效的制约手段。另外，遗留的生化武器一旦为恐怖势力和犯罪分子掌握并使用，也将导致严重后果。
全球生化武器态势的影响预测
当前生化武器对军事领域和国家安全的影响正呈现出一些新动向，需要认真研究和密切关注。
1.生化武器发展将进一步加剧军事领域的竞争。生化武器的角逐是当今各国军事竞争的一个重要部分，生化作战能力的强弱，对于在国际竞争中能否赢得战略主动权有着特殊影响。一方面，生化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地位仍很突出。尽管生化武器用于战争的可能性下降，但由于生化武器的物质基础仍然存在，生化武器在战争中给军队带来的威胁也客观存在。伊拉克战争中，美英高度重视生化袭击防护，也再一次深刻反映了生化武器在军事对抗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生化武器领域已成为军事争夺的新制高点。美俄英等军事强国加紧制订规划，不断增加投入，加大研制力度，使生化武器的发展速度加快。其中，美、俄、英等国将发展基因武器、可控制性传染病手段作为军事技术开发的重中之重，并已取得一定优势。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马里兰州设立基因武器研究中心，先后投资了近百亿美元，1997年完成人工人体染色体合成。2000年，美英联合宣布绘制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基因组草图，英称基因武器最迟不会晚于2010年问世。俄罗斯最近开发出一种能抵御16种不同解毒药的细菌。
2.生化武器履约困难将阻碍军控领域的有效合作。当前，国际军控组织禁止生化武器的履约工作面临一系列新情况。国际军控组织与核查手段的发展，滞后于生化武器研制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少数国家置国际《公约》于不顾，擅自研制和秘密生产生化武器，引起"骨牌效应"，使其他国家纷纷效仿。非缔约国家发展生化武器更是无法控制。新一轮军备竞赛加剧，特别是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使原有维护战略平衡与稳定的基石不复存在，导致一些国家发展先进的生化武器以求自保。霸权主义国家在生化武器履约上执行双重标准，并把生化武器履约作为发动战争的幌子和推行新军事战略的手段。
3.生化安全环境恶化对国家安全将构成直接威胁。尽管一些新型传染性疾病的生化背景还有待于研究和查证，但其灾难性的后果和生化武器扩散带来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生化安全环境逐渐恶化的趋向。特别是愈演愈烈的生化恐怖直接危及国家安全。目前世界上有200多个恐怖组织，分布范围广，组织严密，大多具备化学攻击能力，少数具备生物攻击能力，并尝试开发新型生化技术手段。这迫使一些国家将应对生化威胁作为安全战略重点。
4.生化技术发展失衡将使安全预防更加困难。当前世界生化武器攻防技术发展严重失衡，对很多新型生化武器没有防御手段；即便研制出新型病毒的国家，在短期内也研制不出防御这种病毒攻击的疫苗。各国生化技术的差距也在增大。美英等国的生化武器特别是基因武器技术已遥遥领先。生化技术领先的国家利用生化优势研制对付其它国家的生化武器，使这些国家面临严重的潜在安全危机。个别国家专题研究所谓《中国人的基因组》问题更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