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国旗的诞生
向全国征集国旗设计方案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以后，中共在与各民主党派协商的基础上，决定当年6月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做好各项准备工作。6月15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了以政治协商会议的名义，通过新闻媒体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启事，并设立评选委员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参加评委会。在“征求条例”中对国旗的设计明确提出了4点要求：一、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二、要有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三、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四、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征集启事于7月中旬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纸上发表，这次征集活动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社会各界的人们不管在不在艺术领域工作，都纷纷以极大的热情拿出了自己认为理想的方案，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旗设计者的曾联松，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国旗的诞生曾联松是在报纸上看到新政协的征集启事的，当时32岁的他正在地下党领导的“现代经济通讯社”做秘书工作。尽管他知道自己不是艺术家，设计的方案也未必会中选，但他对新中国有着极深的感情，并曾为新中国的建立做过许多工作。为了表达对党的忠诚，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设计工作之中。为了能把握好国旗的设计格局与基调，他反复地研读着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时值盛夏，在上海华山路466号的一间小阁楼上，他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设计了多少种方案，但最后都被他自己否定了。也许他的诚心在冥冥中感动了神灵，终于在一天夜深人静之时，他凝神望着窗外，听到远远地传来了一阵婉转悠长的沪剧唱腔：“盼星星，盼月亮……”他的灵感被猛然触动了———星星，能不能用星星做国旗的图案呢？他由此又想到了当时人们最爱唱的一首歌：“东方红，太阳升……”一个用国旗作主体图案的大胆设想，就这样形成了。
当时在设计中最难的是这五颗星摆放的位置，他一次次地设计，剪贴，再设计再剪贴，用了多少腊光纸，经历了多少次失败，他已经不记得了，他的妻子每天早晨都要扫出一簸箕的碎纸，最后他确定的方案是把大星放在上面，四颗小星呈领带型排列，觉得不仅突出了大星，整个画面也新颖别致。他正在准备寄出设计方案时，恰逢老同学张公度来访，张看了设计稿觉得不妥，不符合庄严简洁的设计要求，这个意见不仅否定了曾联松的设计方案，也打击了他的自信心。那一夜，他失眠了。第二天，他扔掉设计稿，重新构思。又是几个不眠之夜过去之后，一次他偶然把五颗星的位置排列到左上角时，眼前忽然一亮，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闪闪的星辰居高临下，山河壮观金碧辉煌。为了表示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他把党旗上的镰刀斧头嵌进了大星的中间，寄托着永远跟党走的赤诚。
装着设计方案的信封，通过邮局一站站地送往北京，没有人知道，这里装的就是最终被确定为新中国国旗的设计方案。
在新政协会议上当时，北京共收到海内外的应征稿件3012份。初选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评委们一致看好的有三幅图案，其中没有曾联松的设计稿。
为了慎重起见，筹备小组把这三幅设计图案与其它一些被选出的稿件编成一本《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发给所有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们讨论。作为筹备小组成员之一的田汉，一直对五星红旗的设计图案印象很深，他从被淘汰的那一堆设计稿中重新找出了曾联松的设计图。在田汉的郑重推荐下，五星红旗设计图就成了这本资料中的第32号，当时一共选出了38件作品。
几天后，收有38幅图案的参考资料送到了代表们的手中。经过几次讨论，对入选的国旗图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了18位社会知名人士共同商讨国旗、国歌、新中国纪年和定都等事宜，当讨论到国旗时，大家的意见又一次出现了分歧，大家只好把目光集中到毛泽东那里，等待着他的意见。毛泽东总结了大家的各种意见后，从桌上拿起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这是32号设计图，大家看怎么样？”张治中第一个表态：“我同意32号！”贺绿汀接着表态：“我也同意32号！”大家的意见很快就就趋于一致了。毛泽东一直微笑地等待着，待大家意见基本一致后，慢慢地说道：“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我看这个图案也是个较好的图案。”“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革命人民的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我们是又团结又革命，大家看好不好？”毛泽东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在其后的三天内，首都人民突击赶制了许多面五星红旗，其中有一面特大的红旗长4.6米，宽3.38米，红色绸料的旗面，五角星由黄色缎料支撑，这是为了开国大典，由北京美术供应社的缝纫女工赵文瑞精心缝制的。
在10月1日下午3点举行的开国大典上，随着庄严的国歌乐曲，这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空徐徐升起，30万群众翘首仰望，掌声雷动，一片欢腾。
这一切，远在上海的曾联松毫不知情。他在9月29日上午，看到当日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套红刊登的五星红旗图案时，一下子惊呆了，这图案太熟悉了，这不就是他的设计吗？只是大星中间少了镰刀斧头，他找遍报纸的每个地方，没有看到设计者的名字，他想，也许这是出自其他人之手，所以并没有写信去问。
喜讯是姗姗来迟的，1950年9月，曾联松赴京开会。在会议期间，全国政协派人来找他询问国旗的设计情况，他如实地讲了构思经过和投稿日期。9月27日，他收到了让他到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的请柬和一张编号为台右97号的观礼证。他参加国庆观礼后，刚回到上海不久，11月1日又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的来函，在这件标明1137号的函件上写着：“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旧币），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收到函件后，曾联松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反反复复地看着这封短信，不知看了多少遍，然后恭恭敬敬地收好，他觉得是党和国家收下了他的这片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