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旗设计法案还有哪些?五星红旗是最好的吗?

2020-05-04 综合 83阅读
新中国国旗的诞生
向全国征集国旗设计方案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以后,中共在与各民主党派协商的基础上,决定当年6月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做好各项准备工作。6月15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了以政治协商会议的名义,通过新闻媒体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启事,并设立评选委员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参加评委会。在“征求条例”中对国旗的设计明确提出了4点要求:一、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二、要有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三、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四、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征集启事于7月中旬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纸上发表,这次征集活动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社会各界的人们不管在不在艺术领域工作,都纷纷以极大的热情拿出了自己认为理想的方案,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旗设计者的曾联松,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国旗的诞生曾联松是在报纸上看到新政协的征集启事的,当时32岁的他正在地下党领导的“现代经济通讯社”做秘书工作。尽管他知道自己不是艺术家,设计的方案也未必会中选,但他对新中国有着极深的感情,并曾为新中国的建立做过许多工作。为了表达对党的忠诚,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设计工作之中。为了能把握好国旗的设计格局与基调,他反复地研读着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时值盛夏,在上海华山路466号的一间小阁楼上,他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设计了多少种方案,但最后都被他自己否定了。也许他的诚心在冥冥中感动了神灵,终于在一天夜深人静之时,他凝神望着窗外,听到远远地传来了一阵婉转悠长的沪剧唱腔:“盼星星,盼月亮……”他的灵感被猛然触动了———星星,能不能用星星做国旗的图案呢?他由此又想到了当时人们最爱唱的一首歌:“东方红,太阳升……”一个用国旗作主体图案的大胆设想,就这样形成了。
当时在设计中最难的是这五颗星摆放的位置,他一次次地设计,剪贴,再设计再剪贴,用了多少腊光纸,经历了多少次失败,他已经不记得了,他的妻子每天早晨都要扫出一簸箕的碎纸,最后他确定的方案是把大星放在上面,四颗小星呈领带型排列,觉得不仅突出了大星,整个画面也新颖别致。他正在准备寄出设计方案时,恰逢老同学张公度来访,张看了设计稿觉得不妥,不符合庄严简洁的设计要求,这个意见不仅否定了曾联松的设计方案,也打击了他的自信心。那一夜,他失眠了。第二天,他扔掉设计稿,重新构思。又是几个不眠之夜过去之后,一次他偶然把五颗星的位置排列到左上角时,眼前忽然一亮,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闪闪的星辰居高临下,山河壮观金碧辉煌。为了表示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他把党旗上的镰刀斧头嵌进了大星的中间,寄托着永远跟党走的赤诚。
装着设计方案的信封,通过邮局一站站地送往北京,没有人知道,这里装的就是最终被确定为新中国国旗的设计方案。
在新政协会议上当时,北京共收到海内外的应征稿件3012份。初选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评委们一致看好的有三幅图案,其中没有曾联松的设计稿。
为了慎重起见,筹备小组把这三幅设计图案与其它一些被选出的稿件编成一本《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发给所有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们讨论。作为筹备小组成员之一的田汉,一直对五星红旗的设计图案印象很深,他从被淘汰的那一堆设计稿中重新找出了曾联松的设计图。在田汉的郑重推荐下,五星红旗设计图就成了这本资料中的第32号,当时一共选出了38件作品。
几天后,收有38幅图案的参考资料送到了代表们的手中。经过几次讨论,对入选的国旗图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了18位社会知名人士共同商讨国旗、国歌、新中国纪年和定都等事宜,当讨论到国旗时,大家的意见又一次出现了分歧,大家只好把目光集中到毛泽东那里,等待着他的意见。毛泽东总结了大家的各种意见后,从桌上拿起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这是32号设计图,大家看怎么样?”张治中第一个表态:“我同意32号!”贺绿汀接着表态:“我也同意32号!”大家的意见很快就就趋于一致了。毛泽东一直微笑地等待着,待大家意见基本一致后,慢慢地说道:“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我看这个图案也是个较好的图案。”“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革命人民的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我们是又团结又革命,大家看好不好?”毛泽东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在其后的三天内,首都人民突击赶制了许多面五星红旗,其中有一面特大的红旗长4.6米,宽3.38米,红色绸料的旗面,五角星由黄色缎料支撑,这是为了开国大典,由北京美术供应社的缝纫女工赵文瑞精心缝制的。
在10月1日下午3点举行的开国大典上,随着庄严的国歌乐曲,这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空徐徐升起,30万群众翘首仰望,掌声雷动,一片欢腾。
这一切,远在上海的曾联松毫不知情。他在9月29日上午,看到当日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套红刊登的五星红旗图案时,一下子惊呆了,这图案太熟悉了,这不就是他的设计吗?只是大星中间少了镰刀斧头,他找遍报纸的每个地方,没有看到设计者的名字,他想,也许这是出自其他人之手,所以并没有写信去问。
喜讯是姗姗来迟的,1950年9月,曾联松赴京开会。在会议期间,全国政协派人来找他询问国旗的设计情况,他如实地讲了构思经过和投稿日期。9月27日,他收到了让他到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的请柬和一张编号为台右97号的观礼证。他参加国庆观礼后,刚回到上海不久,11月1日又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的来函,在这件标明1137号的函件上写着:“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旧币),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收到函件后,曾联松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反反复复地看着这封短信,不知看了多少遍,然后恭恭敬敬地收好,他觉得是党和国家收下了他的这片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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