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大方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吴培文家老坟地中发现的。这里距武官村大墓西南隅大约80米。大鼎出土后，因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多次勒索和强购，当时恐怕被日寇掠取，便把大鼎又重新埋在地下。1946年6月抗战胜利后，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大鼎出土后，先存放在安阳县政府，同年10月移到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解放后称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建馆，又将方鼎运到北京展出。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是原鼎的复制品，真品早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护起来了。
司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它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鼎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鼎大得可以做马槽，所以人们又叫它“马槽鼎”。
司母戊鼎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一向为世人所钦羡。它的价值因此而更高。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传说中好吃的野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象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大鼎的腹内长壁上有三个铭文“司母戊”。关于这三个铭文如何解释，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说法：（1）一般的解释认为这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
“司”解释为职司、官司、典司。（2）另一种解释认为这是一个氏族的名称。（3）第三种解释把“司”释为祠。“祠”就是祭祀的意思。也还有把“司”释作王后的“后”字的。“母戊”是谁呢？最早的推测，母戊是殷王武乙的配偶妣戊，即文丁的母亲，作器者则为文丁。卜辞记载文丁的配偶为批癸，而帝乙的配偶却不见记载，因此陈梦家同志认为，“母戊”可能是帝乙的配偶。据此，则大鼎力殷墟晚期的器物（陈梦家：《殷代铜器》见《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第30页）。另一种意见认为，“母戊”可能是指武丁的法定配偶或祖甲的法定配偶。因此作器者可能为祖庚、祖甲、或廪辛、康丁。这样，该鼎就是殷墟前期的遗物（《考古》1977年第1期）。
司母戊鼎是我国殷代青铜器的代表作，有人曾用光谱定性分析它的合金成份，结果表明大鼎的成份和殷代一般铜器的成份基本相同。人们又对铜、锡、铅三元素用化学分析的沉淀法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大鼎的合金成份是：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这一分析与《周礼•考工记》上说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记载基本是相符的。
关于大鼎的铸造方法，根据考古工作者的观察分析，认为大鼎是采用组芯的造型方法，即先用土塑造泥模，用泥模翻制陶范，再把陶范合到一起灌注铜液。从铸造痕迹来看，司母戊鼎是用二十块范铸成的。司母戊鼎出色的铸造技术，标志着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
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公元前十一世纪） 我国目前已出土最负盛名的四足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立耳，柱足，腹长方形，饰饕餮纹，腹内壁铸铭文“司（或释后）母戊”三字。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商代后期王室青铜祭器，一说为商王文丁为其母而作；另一说为商王且庚、且甲为其母而作。此鼎型制雄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出土传奇：
一九三九年三月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安阳武官村吴家柏树林，正在修缮坟茔的吴家兄弟发现地下熟土有东西，当时日本人就住在离武官村三公里的机场，为怕日本鬼子知道众人只好在夜里偷偷挖掘，经过三个夜晚终于挖出了被众人称之为“大炉”的铜器，这天是：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司母戊鼎出土于安阳武官村西北地吴家柏树林，后测：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达875公斤，出土时少一耳，腹侧铸有“司母戊”。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司母戊鼎在南京首次展出。蒋介石亲临现场参观，并在鼎前留影。稍后，国民党政府拟将此鼎运往台湾，但终因鼎身太重，不易搬动而放弃此念。建国后，于一九五九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有一种鼎崇拜的意识，“鼎”字也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等。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记载盛况。鼎被赋予神圣的色彩，起源于禹铸九鼎的传说。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b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hào）京。
历史上有“问鼎”的典故，语出《左传宣公三年》，大意是：楚庄王为讨伐外族入侵者来到洛阳，在周天子境内检阅军队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说：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定王使者王孙满的严词斥责。后来就把图谋篡夺王位叫做“问鼎”。鼎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根据禹铸九鼎的传说，可以推想，我国远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从地下发掘的商代大铜鼎，确凿证明我国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鼎，长方、四足，高133厘米，重835公斤，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器。鼎腹内有“司母戊”三字，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清代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等都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鼎和其他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而且把西周时期的大篆文字传给了后世，形成了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金文书法艺术，鼎也因此更加身价不凡，成为比其他青铜器更为重要的历史文物。美学家李泽厚认为，中国青铜器以其“特有的三足器——鼎为核心代表，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是我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青铜艺术品。
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代表着我国古代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顶峰，被称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
一大奇迹，其铸造之谜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日前，从南京博物院传出消息，南博将复制大方鼎，解开司母戊铸造之谜。
1939年，司母戊大方鼎在河南安阳武官村挖掘出土，当时老百姓为了保护其不被日本人掠走，千方百计地隐藏起来，后来送给了当时的中央博物院，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博物院。1949年，有关人士将其放在博物院地下库房，用砖围了起来。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大方鼎被“借”去展出，成了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现在大方鼎已经属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再还给我们已经不可能。明年是南京博物院成立70周年，我们希望将有关博物院的文物归拢到一起，因此就想借机复制一个，同时，也希望借复制的机会，揭开大方鼎的铸造之谜。”南京博物院表示，如果采用现代技术来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大约二三十天也就成了，甚至铸造一个几倍于司母戊大方鼎的青铜器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铸造一个如此巨大，而且造型端庄、纹饰精美的青铜器有太多的困难要克服，因此，完全模拟古人的铸造方法是最直接地了解当时铸造工艺的手段，这本身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中国研究青铜器从宋代就开始了，当时称为“金石学”，千年以来，
所有的研究者都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的，从青铜器研究必须具备的三个方面（艺术、文字、工艺）来看，对工艺的研究较弱，特别是对一些青铜器的铸作工艺技术的解说，很可能将青铜器的工艺研究工作带入误区。司母戊大方鼎的铸作工艺，国内进行过几次研究，但只集中在大鼎自身反映出的现象的推论研究，并没有涉及泥范铸作工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说，复制大方鼎是在弥补青铜器研究的一种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