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艺术活动日趋丰富、活跃和多样化的当前，特别有必要注重国民艺术素养的培育和研究。这是因为，在艺术活动过程中，掌握艺术活动的创作、生产、宣传、发行及流通等环节的艺术家、文化产业及媒体等，总是更加主动和权威的一方；而普通公众则往往是被动的一方，虽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发言权和干预权。在这里我想批评一下电影《三枪拍案惊奇》。这部电影在宣传海报上总是冠之名导演的新作这一显赫身份，但公众实际观赏影片时，却见到的是一群嘻嘻闹闹、打打杀杀、奇奇怪怪的人——尽管其在视觉奇观方面的营造颇为吸引人。面对宣传内容与影片实际内容之间存在的悖逆，一部分观众难免不会产生异样的感觉以及相应的对影片题旨的逆反心理。这种悖逆情形，是影片制作方的刻意，还是公众自己过于盲从？这样的悖逆究竟应该视为电影的常态还是反常态？这些固然需要从制作方和宣传媒体等方面去总结，但无疑同时也该从公众自身方面找原因，从而就必然涉及观众对待电影这种艺术门类的基本素养问题。
实际上，正是随着艺术活动日趋丰富、活跃和多样化，公众的艺术素养及其积极性尤其需要自觉地调动起来并发挥作用，直到他们能成功地在艺术活动中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由此，不妨简要谈谈国民艺术素养培育及其意义问题。
怎样通向国民的艺术素养？
首先要看到，国民艺术素养是国民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文化？文化确实常常是高雅的，但又不能被绝对的高雅化或珍稀化，仿佛高不可及。文化既有珍贵的层面，也有日常的层面。文化中既有珍稀的“蓝珊瑚”，也有普通的“白珊瑚”。英国思想家阿诺德 (Matthew Arnol d，1882－1888)把文化视为人类创造出来的完美知识体系。“文化即探讨、追求完美”。“文化以美好与光明为完美之品格”。这是在突出文化的高雅品位。“文化认为人的完美是一种内在的状态，是指区别于我们的动物性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性得到了发扬光大。人具有思索和感情的天赋，文化认为人的完美就是这些天赋秉性得以更加有效、更加和谐地发展，如此人性才获得特有的尊严、丰富和愉悦。”他主张用这样的文化去教育或熏陶人。但后来的文化批评家威廉斯(Raymond Wi l l i ams，1921–1988)转而强调“文化是日常的”，突出文化的平常性或日常特质，提醒人们关注新兴的平民文化、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的文化普及作用。我们中国传统讲“道不远人”，意思是相通的。可见文化并非缥缈不可及，也可以平易近人。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的多层次、多样性和丰富性。艺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的特别活跃的部分，同样也应当呈现出这样的面貌。
当文化或艺术以这样的面貌呈现时，国民的艺术素养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我国倡导素质教育已有多年。应当高度评价1995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施素质教育以来的成就，但同时，在当前新的条件下，也应当注重素质教育应有的转向。我的建议是，要从素质教育转向素养培育或素养养成，也就是从艺术素质教育转到艺术素养培育。我国倡导和开展素质教育已多年，成绩显著，但素质一词需要反思。它不如素养。素质容易被误解为一种固定的主体内在能力，而素养则突出素质的逐渐养成和继续涵养，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注重濡染、感发、涵养、滋养、养成等内涵。所以，我主张现在应更多地使用艺术素养而非艺术素质。
公众或国民应该接受怎样的艺术教育？我想提出如下观点:识别素养应当先于感动素养。今天谈论艺术素养，需要看到媒体、文化产业等借助各级权力组织而处在支配公众的强势地位上，因而应当首先注重提升公众对媒体和文化产业的识别素养，其次才是感动即接受、体验和传承等素养。所以要说，识别先于感动。
今天的艺术素养教育做什么？我建议开展国民艺术素养培育与研究。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建设阶段，以往的“工农兵”、“无产阶级”、“人民”等概念在此时段势必扩大为更广泛的全体性概念——
“国民”。艺术的最基本任务，就应当是服务于全体国民的愈益增长的安定与和谐生活需要，这种需要中包含着艺术素质的涵养即艺术素养。于是，国民艺术素养(包括普通公众的艺术素养普及和专门人才的艺术素养提升)应成为此时段艺术学的新的重心。如此，艺术已转变成国民生活必备的综合素养之一——可归属于其中的审美与艺术素养，正像国民同时需要饮食与衣着素养、安全素养、文字与文化素养、道德素养、情感素养、理智素养、社会尊重素养、自我实现素养等诸种素养一样。
国民艺术素养有几个层面
我国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早在二十年多前就曾提出人的审美能力形态三层次说。他认为人的审美能力包含如下三层次: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悦耳悦目”指的是“人的耳目感到快乐”，这个层面虽然看来属于“非常单纯的感官愉快”，但“积淀”了社会性；“悦心悦意”指的是“通过耳目，愉快走向内心”的状态，是“审美经验最常见、最大量、最普遍的形态”，比“悦耳悦目”具有更“突出”的“精神性”和“社会性”；“悦志悦神”则是“人类所具有的最高等级的审美能力”，属于“在道德的基础上达到某种超道德的人生感性境界”。这里的审美能力其实就可以视为审美素养。这三层次说考虑到审美对人所产生的由外在感官到内在心理及其纵深层次的层层深入的愉悦效果，颇富启发价值，但无法直接落实到具体测评研究实践中。
近年国内有学者把大学生素养分为科学素养、艺术素养、人文素养、心理素养四种。其中，艺术被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和主体生命的审美创造，而艺术素养主要是指人的三种能力:艺术观察力、艺术想象力和艺术创造思维能力。这三种艺术能力的区分仍然主要着眼于艺术家能力而非普通国民艺术素养，而且同样无法诉诸具体测评过程。
我认为，今天来看艺术素养，可以在李泽厚先生的三层面说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化。这就是要增加两层面:一是充分考虑到艺术媒介的重要作用，二是要看到艺术对公众或国民的实际生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效果。这样，从具体层面来看，国民艺术素养可以包含如下五层面(由外层向内层、再由内层向外层):一是媒介体认力及感官快适，二是形式感知力及形式快适，三是意象体验力及情思快适，四是蕴藉品味力及心神快适，五是生活应用素养及身心快适。
如果这五层面多少有合理处，那么，相应地，用我习惯采用的以感兴为基座的概念构架来表述，这种艺术素养就应包含如下层面:媒介触兴、形式起兴、兴象体验、兴味品鉴、生活移兴。此外，从具体要素来看，国民艺术素养可以包含如下能力(平行地看):艺术感知力、艺术理解力、艺术判断力、艺术想象力、艺术鉴赏力、艺术行动力等。当然这样的列举还可以增加。
国民艺术素养指什么？
艺术素养作为国民文化素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民对艺术和相关文化活动的认知、体验、思考等素质及其养成。如果说，艺术启蒙一词更多的是指向艺术的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功能，重在让人们借助艺术的特殊光芒去洞烛现实的规律以便改造它，那么，艺术素养一词则侧重于体现艺术对个体素质的养成功能，着眼于艺术如何服务于国民的自幼至长乃至终身的人格塑造和涵养。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学或艺术理论可以实际地成为一种国民艺术素养学，即研究国民艺术素养的学科，其研究重心在于国民艺术素养的养成规律。
要研究国民艺术素养，需要对艺术素养概念本身作认真的辨析，进而开展国民艺术素养的实证意义上的测评研究工作。这个看似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其实一直未曾获得认真的回答。在西方，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1992年对媒介素养作过如下界说: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各种媒介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思维上的反应能力。有媒介学者则认为媒介素养有七个要素:批判性思维技能、了解大众传播的过程、懂得媒介对个人乃至社会的影响、建立分析讨论媒介信息对策、透视媒介文本、研究和欣赏媒介传播内容、动手制作媒介产品。这个定义和分析构架彼此相通，都有其合理因素，但毕竟只是针对一般媒介素养而并未专谈艺术素养。心理学在研究相近问题时，常常从人的特殊能力角度看待艺术能力，着眼于具有特殊艺术才能的人的能力或素质测评，或为残障人群的艺术治疗而开展艺术测评研究，但少见针对普通人群艺术素养而设计的分析构架。
今天来考察国民艺术素养，应当从一开始就从理论辨析与测评贯通的角度，对艺术素养概念做出不再是纯理论的而是具有可测评性的界说，进而由此在国民中开展具体的测评与研究工作。国民艺术素养是指国民面对艺术时展现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和创造等个体素质和涵养，由媒介素养、形式素养及其它相关素养的总和构成。把国民、艺术、素养这三个概念合起来理解，则可以见出国民艺术素养的如下内涵:国民艺术素养是指个体在面对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建筑、书法、电影、电视、时装、广告等艺术门类形态时以及在美食、美容、美发、美体、家居美化、环境美化等艺术生活过程中所展现的素质、能力、才能、修养、禀赋、涵养、风度、风采或风范等。
培育国民艺术素养和研究的意义
开展国民艺术素养研究有什么意义？这里需要暂时回到本文开头批评过的“实例”《三枪拍案惊奇》。影片在移植一个来自美国的“反英雄”故事上，不可谓不努力。编导有意识地淡化美式“反英雄”色彩，大量注入中国地缘文化元素，特别是强化了视觉奇观及赵本山团队东北风喜闹剧的征服力，以图投合他们心目中当下中国大多数观众的时尚口味。改编的结果是呈现为一部“乡村俗艳喜剧”:乡村、通俗、艳丽、喜剧四重元素都组合到一起。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封闭地域，一群愚昧而凶顽(老板和巡逻队长)、单纯而痴情(李四和老板娘)、贪财好色(赵六)、或世故练达(陈七)的人，他们围绕钱财、纯情及性命等而发生人际纠葛、抢劫乃至杀人。人们都仿佛被笼罩在一张无法猜透和操控的神秘命运之网中，而这张神秘之网又掺杂进让人想笑却很难笑出来的搞笑场面，没能调动他们的更深的心灵感荡和至深的神志颤动，落入我称为“眼热心冷”的影像陷阱中。
把美国咖啡馆谋杀故事挪移到中国古代西北荒漠中一家面馆并转换成“喜闹剧”时，影片在大约两点细微而又重要的方面过于盲视了:一是当下中国观众对美式“反英雄”故事缺乏足够的正面共鸣，对其“黑色幽默”效果也难以动心，在体验的瞬间很难找到足以倾情投入的情感触发点；二是从中国通俗艺术的固有美学传统来看，重要的不是可否“俗”和“艳”，而是“俗”和“艳”背后是否有某种要命的价值蕴藉的问题，准确点说，是要求通俗的表层文本下面有着丰厚的带有感兴意味的人生意义蕴藉，简称兴味蕴藉。而这种兴味蕴藉正意味着古往今来中国美学都特别注重的在感兴中对人生价值的直觉体验，例如对“情义”、“义气”、“气节”、“道义”、“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中国式人生价值观的热烈占有和享受。在这一点上，《十月围城》做得比较好。《十月围城》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商业片”套路拍出来的，但它深谙在惊险、悬念、刺激等时尚外表的深层投寄中国式兴味蕴藉之道，营造出全香港居民都在为保卫孙中山、捍卫共和事业而浴血奋战直至英勇牺牲的感人场面，足以激发公众的发自内心的感动。这正是符合中国美学的兴味蕴藉传统的当前实例。按照这种美学传统，优秀艺术品之所以能从初级的“感目”上升到中级的“会心”和高级的“畅神”层面，靠的就是“感目”效果下面还隐伏的那些兴味蕴藉——它们正是让观众“会心”和“畅神”的客观的美学资源。
如果谈《三枪拍案惊奇》的问题，我想主要地还是出在其缺乏足够的兴味蕴藉上。影片中着力打造的真挚爱情线索，以及爱人之间面对神秘莫测命运而发起的顽强抗争之举，在影片整体语境中可怜地被置于备受嘲弄或戏谑的负面而非正面价值境地，似乎不足以唤起观众的同情和共鸣。导致这样的原因在于，主人公的本来可以多少感人的为爱献身的牺牲精神等正面价值蕴藉，被他们自己不该有的外表极尽夸张做作之能事的搞笑言行消解了，从而导致喜剧的外在化或浅表化。这很大程度上来自剧本改编的欠缺或美国剧本中国化的欠缺。
以上问题涉及我们正在讨论的国民艺术素养问题，包括艺术家和公众的艺术素养如何养成的问题。推进国民艺术素养研究，其实正是出于适应当代艺术活动新方式的必然要求。一部电影不仅是一种供“买卖”的文化商品或艺术商品，而且还要“赚吆喝”，实施普通商家就必然采用的媒体宣传策略，从而难免兼有艺术性和商业性——属于审美与商业相互交融的文化艺术产品。今天，诸如电影、长篇小说、戏剧、流行音乐专辑一类的艺术活动的新方式在于:首先，它不再作为单纯的个人创造，而是常常作为文化产业机构的商品而出现，从而远不仅仅是艺术家(如导演)个人的产品；其次，它不再只是以艺术家本人的创造力及人格为重心，而是也要以公众消费、公众接受和公众行为为重心；再次，它不再仅仅以“百看不厌”的经典标准为最高追求，而总是顾及国民日常生活中丰富而多样趣味的适时满足以及个体亲身体验；最后，它不再仅仅作为高雅的精神享受而存在，而是高雅精神享受常常深嵌入通俗的物质生活过程中，形成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复杂交融。在这里，艺术家个人的创造力固然重要，但文化产业或媒体的群体心智、合作成果以及盈利动机等远为致命，其对公众的影响效力远非艺术家个人才华和意图所能掌控。在此情形下，只能更多地寄希望于公众艺术素养的养成及提升。确切点说，我们正置身在艺术不再是超脱于生活之上的纯精神享受，而是精神享受同日常生活的物质过程相互渗透的时代，也就是人们把艺术不再仅仅当做单纯的个性化创作和鉴赏而是同文化产业制作、媒体包装、讯息轰炸、消费者炫耀等密切相连的时代。在这样的艺术与审美渗透到日常生活各个角落的泛艺术与泛审美时代，国民现有艺术素养还能同原来理解的单纯精神素养一样吗？国民艺术素养的养成和提升无疑已变得十分关键了。
面对这种新的艺术生活方式，艺术学研究者的意识需要做出变通或调整。这表现在，原有的以艺术家为重心的艺术心理学视野、以艺术品为重心的艺术符号学视野及以公众艺术接受为重心的艺术接受美学视野，在这里需要转换为新的以国民艺术素养为重心的艺术素养学视野。艺术学的艺术素养学视野，是指艺术学把公众或国民的艺术审美能力作为艺术研究的主要对象。国民艺术素养研究在目前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如何让艺术品真正具有可供国民鉴赏的优质品质？二是如何让国民具备艺术“慧眼”，以便他们真正获得优质的艺术享受和精神提升？对城乡建设来说，第二个任务更为重要和迫切，因为它涉及大量的和广泛的国民素养问题。对此我想到一首流行歌曲《雾里看花》:“雾里看花 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烦恼最是无情夜∕笑语欢颜难道说那就是亲热∕温存未必就是体贴∕你知哪句是真 哪句是假∕哪一句是情丝凝结∕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拥有“艺术慧眼”，也就是拥有高度的艺术鉴赏力，而这也正是艺术的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必要成为当代艺术学研究的新的重要课题。这基本上应当属于一个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采取实证调查、理论描述、个案分析等多种研究手段去探测和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