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开始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至此中国开始了长达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在探索中，既取得巨大成就，又发生许多失误甚至是全局性的重大失误。可以说，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的，发生的错误和遭致的挫折也是相当严重的。这种错综复杂、艰难曲折的探索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都留下了探索的足迹和深刻的历史经验。主要经验如下：
第一，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主要表现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低标准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够自行生产汽车、飞机、轮船等重型装备；在全国建立了一大批国有企业；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很大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各方面专业人才；科学技术有重大突破，开发了大型电子计算机，自力更生地成功发射了“两弹一星”。这些成绩的取得，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二，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取得重要理论成果。(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个论述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用不同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二)关于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发展的阶段性。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论断，不可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三)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的目标与步骤。毛泽东提出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要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要坚持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针。经济方面，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过早取消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有商品生产，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政治方面，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防止领导机关特殊化、官僚化和形成特权阶层，坚持民主集中制。(五)关于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尽可能多地争取一些外援。(六)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国以后，毛泽东、周恩来为我国制定了不受资本主义也不受某个社会主义大国左右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周恩来依据列宁的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七)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调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党和非党(民主党派)，国家、集体和个人，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外国五个关系问题。处理好这五个关系的意义。(八)关于加强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必须从思想理论、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和防止和平演变等各个方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第三，在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探索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正面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反面的历史经验。在探索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反“左”的，在社会主义时期他的晚年在探索中所犯的错误也是“左”的，其原因是极为复杂的，有的是来自指导思想的“左”，有的是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和问题的误判，有的是对现阶段基本国情缺乏深刻了解，有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有的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有的是几种原因兼而有之。“万事开头难”。探索中发生“左”的失误可分两类。一类是经济建设的急于求成。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就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是好的，但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实现赶超英国的高指标，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结果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导致三年困难。另一类是在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对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看得越来越重，不断地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提法不断升格，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再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践上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到1959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再到1963年-1965年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后发展到1966年-1976年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大跃进”干扰和冲击了探索，“文化大革命”走偏了方向，几乎中断了探索。文化大革命是反面教训。正是这些教训，为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提供了经验。
最后，通过总结经验和不断的探索，终于走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康庄大道，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