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乎大小之隐，放旷乎遭随之命。”
晏殊及其《珠玉词》，历来为人称赏，如王灼称其“风流缊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 ，四库馆臣亦云“晏同叔赋性刚峻，而词语特婉丽” 。而事实上，作为仁宗朝的朝廷重臣，晏殊并不仅仅是以词著称于世。《宋史》本传称：“殊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又云：“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因此，探究这样一个在功、德、言等方面都颇多建树的文人的文化人格，实具有很大的“范型”意义。它对于我们理解晏殊词风的成因、以及宋代文人的生存方式、宋型文化的新特征等都不无裨益。
一
文化人格是个人在生理基础上形成的气质、能力、兴趣、爱好、习惯和性格等心理特征的总和。它是每个人所特有的生理——心理性状的有机结合，也是个体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文化熏陶，并对文化作出反映的结果。常包含着个体选择做人的范式、待人接物的态度、价值判断的取向等等。对于晏殊文化人格的研究，实际上是要在作品这一凝定的形式中复现词人鲜活的生命活动过程。
晏殊留下的一百多首词可以看作是对其精神原色的一种展现。我们发现，在这幅“精神图景”中，弥漫着的是词人对于人生诸问题的反省和思考。这种反省和思考并不具有“形而上”的思辩特点，而是表现为时光体验中的“忧生之嗟”、爱情生活中的“缺失心理”和仕途奔竞中的宦游之思等日常感性型的生命体悟。这种体悟是词人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比较稳定的一种心理倾向和情感特征，它深深蕴积于词人生命的底层，对词人文化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无可奈何花落去——时光体验中忧生之嗟
忧生之嗟是中国士人的一个精神传统，对时间的咏叹亦是中国诗歌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我们在屈原的哀吟中，感受过诗人“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的焦虑，更在《古诗十九首》中领略过“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忧伤。所谓“逝者如斯夫”，时光流转，绵延无尽，而人生不过是“譬如朝露”，只是那无限中的一瞬。因此，面对永恒的时光流逝，身负有限生命和无常命运的人常常就会感觉到人生的渺小和迷惘。这种时光体验实际上就是一种生命体验，时光意味着变易、流动——而这正是生命的基本特征，生命过程不过是时间的渐次展开而已。
对于晏殊，虽然史书上多称其“性刚简” ，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敏感而脆弱的词人。面对时光流逝所带来的任何一丝细小的变化，哪怕是一片枯叶的飘零，一只草虫的哀鸣，也会引起他难以名状的伤感。《珠玉词》中呈现出的“经典”形象是：词人惊听回顾，忍见飞鸿过影；泪眼俯视，所见却是微花低吟。如果我们翻检一下词人的作品，就会发现词人对人生短促的嗟叹触目皆是：“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水龙吟》）“绿水悠悠天杳杳，浮生岂得长年少？”（《渔家傲》）这是在流水声中感叹时光之舟的飞逝；“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沙》）“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清平乐》）这又是在花开花落的传统意象中体验着韶华难驻的悲哀；而大自然中的日升月降、昼夜兴替也同样引发着词人对无情时光的叹息与无奈：“画鼓声中昏又晓，时光只解催人老。”（《渔家傲》）“夕阳西下几时回”（《浣溪沙》）。如此种种，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词人在对流水长逝、花草凋零、日升月降等自然现象的观照中，体验着的生命短暂、时光易逝的恐惧、忧伤、焦虑和无奈。
虽说中国士人有着久远的忧生传统，但就晏殊而言，他并非仅仅是绍述这种传统。他其实有着非常真切的忧生体验，其绚丽凄苦的生命之花实植根于悠长的精神传统和现实的忧生经历的土壤之中。
《临川县志》卷二十九《茔墓·晏元献祖墓》条载：“元献与弟颖举神童，入秘阁，而颖夭。”卷二十五《仙释》条又云：“晏奉礼，名颖，元献公弟。童子时，真宗与试翰林院，与元献公同读书秘阁。赋《宫沼瑞莲》，赐出身，授奉礼郎。闻报，闭书室卧，家人呼弗应。掊锁就试，已蜕去。……时年十八。”按《玉海》卷一百九十九《祥符瑞龟》条：“（祥符）四年七月甲申，赐晏颖出身。”则晏颖卒于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可证，时晏殊年方二十一；又晏殊一生曾三度娶妻。初娶李氏，为工部侍郎李虚己之女，聘于殊十三岁时。次娶孟氏、王氏，史书中未详甲子。夏承焘先生《二晏年谱》推测：“娶王当在大中祥符间同叔二是岁左右，李、孟殆皆不永年。”此说之戕误处，钟陵先生《二晏家世事迹补辩》 一文已辨之。据夏竦《枢密副使礼部侍郎晏殊妻江夏郡孟氏可进封钜鹿郡夫人制》 ，知仁宗天圣三年（时晏殊三十五岁）孟夫人尚在，则此之前的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娶王氏自不可能；再则，晏殊二十二岁时曾因父忧而去官，且丧母亦在其二十六岁之前 。由是观之，在晏殊二十岁前后的这就年中，其妻子、弟弟、父母等至亲之人可以说是丧失殆尽。笔者以为，亲人的相继弃世，无疑会强化词人的忧生体验，造成词人对生命的特别敏感。因此，无论是流水落花，还是日升月降，在词人的笔下都被涂抹上了一层浓浓的伤感色调。可以说，生命的短暂对于晏殊从年轻时起便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伤痛，“早逝的悲哀”仿佛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重负。这已不是那种情绪性的瞬时心态，而是一种持久的、稳定的人生体验。一旦心有所触，生命短暂的感喟和情调便常常压抑不住流露出来。即便是在“美酒一杯新熟，高歌数曲堪听”的人生满足之中，也常常忍不住要发出“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破阵子》）的人生感叹。
二、月好谩成孤枕梦——爱情生活中的缺失心理
在晏殊的作品中，情词占有很大的比重。虽然晏几道为乃父辩护说“先公未尝作妇人语” ，但实际上《珠玉词》中俯首可拾的正式“月好谩成孤枕梦，酒阑空得两眉愁”（《浣溪沙》）、“蝶怨莺悲，满眼春愁说向谁”（《采桑子》）的爱情喟叹。对此，我们当然可以说“词为艳科”的体式规定限制着晏词的题材，我们也还可以说富于思考的词人总是善于捕捉和表现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情感，可是，晏殊情词的感染力却不时诱惑我们去追寻蕴含其间的词人自身人生感触。我们看一看下面这首《撼庭秋》：
别来音信千里，恨此难寄。碧纱秋月，梧桐夜雨，几回无寐。 楼高目断，天遥云黯，只堪憔悴。念兰堂红烛，心长焰短，向人垂泪。
这首词起句即点出了相思主题，而接以碧纱秋月、梧桐夜雨这两组典型的怀人意象，既表现了难以遣释的怀人之情，又衬托出自己难耐的孤独寂寞。下片则写登楼远望，营造出阔远深沉的怀人意境。结句跟是极其缠绵悱恻。心长，可谓情长意长，焰短，则似乎又暗示着希望的渺茫。这里，渴望与失望、相思与寂寞，就象那闪灭的烛火一样，时隐时现，在心头萦绕。这首词虽然不同于晏殊一般情词那样音调谐婉、娴雅多致，但同样反映出词人性情中有着不同一般的孤独沉郁。它所表现的可以说是一种因爱情渴求得不到满足而生发的“缺失心理”。
晏殊一生三度娶妻，第一个妻子在其二十岁左右即去世。可以说美好的生活刚刚开始，词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去品味新酿的爱情美酒，一切就已成为过去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沙》），似曾相识的感觉引起的只是深藏心底的徒然悲哀。旧痛未平，又添新恨，再婚带来的安定感也许还没有最后抚平旧时的伤痛，在他四十岁左右的时候，第二位妻子孟氏又离他而去。生活在给了晏殊以位高权重的荣耀的同时又似乎显得特别残酷。四十岁，这正是一个需要有人与他分享生活中幸福和痛苦的年纪，但生活呈现给他的，却只有中年丧妻的人生至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经历足以影响着词人的爱情心理，影响词中情感的表达。
晏殊的不少情词有学者推测是属于悼亡一类。如果我们结合词人的爱情生活，就会发现这种推测并非臆测——虽然晏殊情词中很少有清楚的人事交代，我们也很难对晏殊情词中的情感指向作出明确的界定和探求。
“一晌无端分比目”（《红窗听》）、“心心念念，说尽无凭，只是相思”（《诉衷情》）、“闲役梦魂孤独暗，恨无消息画帘垂，且留双泪说相思”（《浣溪沙》），词人仿佛是在喃喃自语，所有的悲哀，所有的痛苦，好象没有人来听他吐露，词人只是在自己的内心默默地咀嚼着人生的苦痛。这样的人生体验一方面使词人心中充满着因爱情渴望得不到满足的“缺失心理”，另一方面，又极易造成词人情感指向的内敛。
三、资善堂中三十载，旧人多是凋零——仕途奔竞中的宦游恐惧
过去一般认为，晏殊一生富贵，仕途顺达，台阁宴饮、志得意满。此说自欧阳修“富贵优游五十年，泉终明哲保身全” 的挽辞以来，几成定谳。其实，晏殊一生，富贵是真，优游却未必。晏殊自十四岁举神童，次年赐同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颇有真宗眷赏，屡迁馆职、司诰命，拜翰林学士。仁宗即位以后，又以东宫旧臣而继续受到重用。这一段仕途确实比较顺达。但是自三十七岁始，晏殊的仕途便颇为偃蹇。先是于天圣五年（1027）正月，因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而杵章献太后旨，罢枢密副使，以刑部侍郎出知宋州，改应天府，留守南京（今河南商丘）；明道二年（1033），章献太后崩，晏殊撰志文，因不言仁宗为李宸妃所生而获醉，罢参知政事，以礼部尚书知亳州，徙知陈州；庆历四年（1044），又为孙甫、蔡襄所论而罢相，以工部尚书知颖州；庆历八年（1048）春，五十八岁时，自颖州移知陈州，六十岁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六十三岁自永兴军又徙河南，兼西京（今河南洛阳），直到至和元年（1054）六月，词人临逝前一年，才因久病回到京师 。据此，词人的后半生仕历实际上并不顺达。特别是他最后一次罢相出京，十年五迁，徙居无定，老大成疾，可谓艰难苦辛。当然，这样的遭遇与封建时代绝大多数士人——如同时代的柳永相比较尚显顺利。但笔者以为，对于少年得志者而言，人生中的轻微挫折，也极易造成强烈而持久的心灵创伤。这一点往往为人所忽视，而正是此，对探究词人的基本心态和人格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身遭遇的今昔对比，最易造成心理的失衡。当年晏殊“自南都移陈，离席，官奴有歌千里伤行客之词。公怒曰：‘予平生为官，未尝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伤行客耶？’” 歌奴唱词本为聊佐清欢之举，“千里伤行客”亦为送别诗词中之惯用语，但晏殊却表现出如此敏感，确是异乎寻常。
而且，晏殊生活的时代，虽然是“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 ，但后代愈演愈烈的党争此时已逐渐拉开帷幕。真宗朝的寇准与丁谓，仁宗朝的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的争斗，晏殊都有所阅历甚或亲身参与。朝臣间的相互倾轧，同僚们的升降沉浮都不能不影响着词人的为官心态。王安石及第之初去拜会晏殊，晏殊曾以“能容于物，物亦容矣”一语赠之。年轻气盛的王安石颇不以为然，认为“晏公为大臣，而教人为此，何其卑也！” 但我们观荆公一生所为，常逆众意而强行新法，以异己者为不肖，合己者为贤人，终致人人与之为敌，难保其终。晏殊能最终位至宰辅并基本保留在统治集团的第一阵营，正是因其深谙“容物物容”的道理。这可以说他长期仕历、阅世丰富的经验之谈。但以此道处世，即便是志得意满之时，其基本心态仍是战战兢兢，难得真正的“优游”。所以，我们才会在《珠玉词》中发现词人大量的仕途幻灭感的流露。比如“资善堂中三十载，旧人多是凋零”（临江仙）、“劝君看取名利场，今古梦茫茫”（《喜迁莺》）、“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木兰花》）等等。
二
我们发现，晏殊的心灵之中虽然充满了异乎寻常的“焦虑”，但其文化人格却颇为健康和完善。论者一般都注意到了《珠玉词》中“及时行乐”情绪的泛滥。对此，台静农先生曾有一段很诗意的评价：
他看透了梦的人生，所以主张饮酒享乐；但是我们要明白：他不是同晋人一种颓丧的虚空的心理，藐视法理，破坏一切那么一样的心境。他是一个现实的享乐主义者，是在生的路上游戏，或者也可以说他是人间梦游者。（《宋初词人》）
“在生的路上游戏”，这正是晏殊消解人生苦痛的方法。词人的生命中虽然充满了焦虑，但这并没有使他感到生命意义的失落。“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清平乐》）“有情无意且休论，莫向酒杯容易散。”（《木兰花》）“若有一杯金桂酒，莫辞花下醉芸荫。”（《酒泉子》）词人对现世生活是如此的执著！我们不妨再看看下面这首《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风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一向年光有限身”，在有限的生命中又总是充满生离死别，这是怎样的痛苦！但悲叹和感慨总是徒劳，理性的词人仿佛幡然醒悟，过去的已永远失去，未来的又难以逆料，只有真切的现在是属于自己。于是，“酒筵歌席莫辞频”、“不如怜取眼前人”，词人刚刚感受到的人生的种种痛苦就这样被“不如怜取眼前人”的现世关怀给消解了，消解得非常彻底和轻松。
对于生命的困顿，晏殊不是反抗，也不是逃避，而是采取了一种类似“诗情消解”的方法。词人所求并不是在九宵之上逍遥，也是不是在绝对精神中自由其舞，而是在现世生活中诗意地安居。这种诗情消解由于是建立在深刻的生命体验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不同于一般芸芸众生的“及时行乐”，它是词人的理性选择，是强烈的主体精神的体现。作为政治家的晏殊，并非是一个只知明哲保身的平庸之辈，只要天假以时，他总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他曾大兴学校，振兴宋代教育，又多次为朝廷荐引贤才，叶梦得言其“喜推引士类，于前世诸公为第一” 。而一旦陷入困噩，晏殊也并没有强烈的愤懑和抑郁，他只是小心谨慎地调整自己的言行，遵循着儒家“克己复礼”“危行言逊”的传统，其基本态度亦如他在《中园赋》中所言：“徜徉乎大小之隐，放旷乎遭随之命。”换言之，晏殊追求的既非出世，也非抗世，而是谐世，这也正体现了宋型文化的新特征。
儒学发展到了宋代，出现了三教合流并融会贯通的趋势。特别是道家和禅宗那种超脱闲适、虚静淡泊的气象已开始渗透进了儒家士人的内在精神生活。这种“内在精神”造就出一种既深情执著，又旷达超然的处世智慧。在晏殊的不少诗作中，恶魔也可以看到这种“内在精神”的影响。如其《列子有<力命>、王充<论衡>有<命禄>，极言必定之致，览之有感》诗云：
大钧播万物，零茂归自然。默定既有初，不为智力迁。御寇导其流，仲任派其源。智愚信自我，通塞当由天。宰世曰皋伊，迷邦有颜原。吾道诚一慨，彼途钟百端。卷之入纤毫，舒之盈八珽。进退得其宜，夸曼非所先。朝闻夕可死，吾奉圣师言。
《列子·力命篇》中有言“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由命也”，王充《论衡·命禄篇》中亦云：“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晏殊在这里很好地阐释了这种观点，表示出要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
如果对以上分析作一归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生命体悟和诗情消解构成了晏殊文化人格的两维。前者又包含“忧生之嗟”、“缺失心理”和“宦游恐惧”三个层面。这三者相互交融、渗透，影响着词人的基本生活状态，造成词人多思、内省和敏感的情感特征；后者则是晏殊文化人格结构中的动力因素，推动词人人格朝着健康完善的方向发展。这两维——生命体悟基本是“内倾式”的，诗情消解则是一种“外求”；前者属于感性范畴，以“情”为主要形式，后者则是属于理性范畴，以“理”为主要特征。一方面，这是一个动态的、充满张力的结构，它充分显现出词人灵魂深处那种生命的鼓宕和躁动，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和谐的人格结构。世俗与超脱、富贵与哀婉、深情与理智在这里完美地统一着。而这样圆融旷达、情理兼洽的人格结构，已在实际上彰显出宋型文化的新特征，宋代文人身上常见的那种超脱、理性与平静的道学气象在晏殊身上早已有所体现。这也正是我们探讨晏殊文化人格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