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人群怎么样

孤独的人群 ——转载于《经济观察报》 作者：覃里雯 概念化的语言不能呈现环绕在我们身边的巨大不安和孤独。 每个人都深感孤独：农民工和他们留在故乡的妻子、城市流浪者、知识分子、办公室文员、子女远离的老人、小卖部的老板、试图有所作为的官员、夜不归宿的商人…… 这种不安和孤独看上去非常不同，经济条件、生活轨道、描述的语言、梦想。 但不安和孤独又如此相似，这巨大的、隐隐的不安其实具有同样的形状，每个人都被某种“高远的”目标所驱使，以至于安于现状者不得不为自己的安于现状而辩解。 自从晚清瓦解，中国人从家庭和宗族、皇朝中被释放出来。他们被高远的目标和高涨的热情驱使已经一个多世纪——强国、统一、发展……但在过去的20多年里，目标第一次变得如此个人化，不再隶属于一项共同而长远的事业。 再也没有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安全的、完全正确的、伟大的、囊括所有人努力的目标，这种目标曾经使无数中国人以外的人难以理解的激情从事荒谬的工作。 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之后浪漫的集体目标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信誉，逐渐被高度分裂的、个人化的追求和计划所取代。这种追求和计划可能是一座别墅和宝马车，也可能是不断更新的性伴侣，还可能是对子女的成功教育。那些对集体主义时代抱有怀念的人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当中那些不能为自己设立短期目标的人，比如北京和平里的一个小卖店主，便任随自己屈服于“日常生活的机械状态”之中。 这种对旧日的怀念也可以用来解释当下中国民众对国家和世界大事的习惯性关注。《参考消息》和《新闻联播》的阅读和收视率使绝大部分美国媒体望尘莫及。《参考消息》的发行量在2005年世界各大日报发行量中排行第八，即使在2003年非典肆虐时期，众多报刊发行量直线下滑，而它和发行量几乎未受影响。一位英国记者告诉我，他最惊讶的经历是在山西的偏远的村子里，当他被介绍给一个老农时，对方点头称赞：“英国《泰晤士报》，嗯，这个报纸很有名。” 但是，即使是这种曾经将整个社会联结在一起的习惯也渐渐在瓦解。 同样在2003年，央视不得不对《新闻联播》改版，减少常规会议报导，增加民生类资讯，事实证明这个举动是受欢迎的。同样，《参考消息》的文化、生活和科技内容也在增多。 对于那些对平均化和同质化的集体主义时代毫无记忆的新一代，在适应个人的孤立状态时就容易得多。和那些迅速适应潮流的长辈一样，他们选择了互联网。在社科院2003年的一篇报告中，研究者发现，青少年互联网用户比非用户的生活满意度更高，且不感到孤独。而且青少年网龄越长，越不感到孤独。六成五的青少年“为了满足交流的需要”而选择互联网。 可以想象，这个比例会在未来随着网民数量的上升而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对互联网的不信任也在减小。 我们还需要了解，互联网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它究竟增加还是减少了网民的社会交往？它能否完全替代这种社会交往？像E.M.福斯特1983年的小说《机器停止》中所描写的，机器吞噬人的未来是否会降临？或者，互联网并没有吞噬人，反而促进和创造了这个分裂社会的新联结？ 孤独，更深层的孤独似乎不能被亲朋聚会所瓦解。大多数人的社会网络是缺乏弹性的——同学、亲戚、同事造成了所谓的“圈子”。在一个信用和资源都匮乏的社会里，打破圈子之间的隔离是不容易的。僵硬的圈子对个人的思考、趣味、情感和发展机会都有很大的影响，它们在开放社会中默默地维持着封闭的零和思维。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今日的孤独？是历史、现行的种种规则，还是城市化的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对“公共空间”的讨论，从学院到媒体，到房地产开发商的研讨会，证明了这种孤独的普遍性。所有人都在说：我们需要开放的公共空间。 什么是公共空间？长篇累牍地定义这个词，可能反而扭曲了它蕴含的广阔维度。它可能是村子中央一棵大榕树下的阴影，可能是一个咖啡馆，也可能是一份报纸和杂志，但它又不仅仅是这些东西。它近似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a dialogical concept)，也就是说，它的基础就是在一个共享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作为平等的参与者面对面的交谈的相互对话的个体观念。我们更认为，这个空间必须是由下至上自发形成、而非反过来。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使它无法实现这个任务，它们所制造的，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虚假的公共性”。 互联网的优点和缺陷一样显而易见。文字和图片不能替代所有的表达，不能替代一个人的气味、容貌和身体语言；发言者仅仅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出场，随时可能被版主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删除，他很难仅仅以这样的发言培养起足够的自信和责任感——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在一个理想的公共领域中，公民能够培养起深层的自信和社会责任感，而自信和社会责任感正是我们这个孤独不安的社会所缺乏的。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无力，因为他没有任何机会和力量来改变社会规则——甚至不能要求更换自己居住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 无力感也造就了对物质的疯狂追求。一个商人说：“在这个风险社会，只有挣很多钱，才能给我安全感。”但是与此同时，一个不断分化的社会也在造就富有者的不安。此外，各种消费场所再度把公共空间变成了封闭的圈子。 但是这依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在昂贵、隐蔽的俱乐部和肮脏拥挤的街心公园之间，还有我们所看不到的植物在生长。“关灯，在漆黑中躺下睡觉；醒来，开灯，让屋子变亮；吃点东西，与朋友聊上一会儿，听听音乐，参加讲座；关灯，在漆黑中躺下睡觉。”这不是生活的全部，它应该还包括开放的图书馆，改变了面目的居民委员会，不收费的俱乐部……我们所能设想到的，一切能使我们平等参与群体生活而又保持个体自由的形式。 别了，逃避 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少讨论内在导向者的明显的逃避倾向。相反，我们主要论述了流行文化，并将其看成是培养个人的群体顺承性以及指导消费取向的有效途径。对于他人导向者而言，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姑且不论其外在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他人导向者似乎无法逃避自己，不能以富裕或放纵的姿态去浪费时间。当然，如果我们将之与借酒浇愁型的逃避者作比较，结果却又不同了。 在清教主义的影响下，内在导向者舍不得浪费时间。出身下层阶级的有志青年为了显示自己的内在导向性格，不与酗酒、赌马的纨绔子弟为伍，每日进行行为反省，驱除根费、懒惰等不良习惯。他们几乎从不享乐，除非他们认为娱乐有助于自我改造，因此，他们的生活必然十分紧张，没有片刻闲暇。他人导向者决不像这样有浓厚的清教思想，他不在乎浪费时间，他的穿着、言行举止、伦理道德都比较随便。但是，在其闲暇生活中不免有清教思想之余威。当他想度假或在周末放松一下时，他也许会说：“我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了”，但实际上，他的自我像一辆汽车或一幢房子，为了能卖个好价钱，必须精心维护和保养。他人导向者没有明确的自我核心可资逃避，生产与消费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顺承群体和为个人兴趣服务、以及工作和娱乐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 一个有趣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天，人们（尤其是男人）穿晚礼服的习惯渐少了，甚至有些人穿运动装去上班。这看起来好像是追求省力原则的热潮，男人会说穿西服上班实在大麻烦，并以此作为晚饭或晚间不换礼服的借口。今天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晓得如何改变自己的角色，哪里还谈得上借助换上合适的衣服来表示自己的角色变化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们深怕被认为骄傲自大。人们宁愿身穿华丽而俗气的衣服，而不愿穿着笔挺。运动服或随便一点的衣服，可以表示这个人不仅在高尔夫球场、度假期间是个随和的人，而且在办公室、餐会场合也很容易相处。 女人仍盛行穿晚礼服，或许这表示她们对社会模式的变化反应较迟钝，她们比男人更容易受到流行消费模式的影响，男人们无论上班下班都谈论工作上的事情，而女人则更关心家务、照顾孩子及参加晚会等。此外，为了博得整日外出上班的丈夫的喜欢，女人们总是力争做好一切家务。我发现，女人的话题不外是子女和家务（当然，话题并不仅限于这两个范畴）。男人角色的改变使其工作与闲暇的界限模糊不清，而女人与男人不同，她们能够在谈话时更富有技巧、兴致和写实色彩。 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男人不仅在白天的工作时间与人谈话，解决问题，而且在业余时间也迫切需要与人聊天呢？或许这像盗匪影片学所表现的恐惧孤独的心理在作祟，恐惧导致了心理紧张。流行文化不但可以填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借谈话来消除人的孤独，促进了人们的往来，而且流行文化并不只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它得到了同侪群体的赞同。他人导向的女子则与此不同，她们结伴去看电影，在放映的过程中不必彼此交谈，只是会面对这样的问题，看到悲伤之处是否该哭？遇到这种情形，怎样的反应才算得体、成熟？当她们从影院出来，总觉得应受点儿感染，却有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 反之，内在导向者独自阅读，很少留心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不仅如此，他还进入书中的角色，与小说情节融为一体，然后再从故事中走出来，重新戴上他的假面具。就像几个人聚在后屋打扑克，都戴着假面具，这种情形似乎更适合内在导向者，他们对于社会距离，甚至孤独感都习以为常。而他人导向者却深恐孤独，试图在人群和幻想中消除对孤独的恐惧，这种幻想犹如一面镜子，只反射他对自己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