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的“文治”表现于他在政治、经济上的作为和文字狱上的“贡献”。
即位初期，乾隆在政治上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务实足国，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从乾隆初年至中期左右，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备受后人称颂的时期。后期倚重于敏中、和珅，尤其宠信贪官和珅，加之乾隆帝本人年事已高，致使吏治败坏，弊政丛出，贪污盛行，使乾隆帝的一生罩上了阴影。
乾隆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主要继承自康熙和雍正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最大成绩是对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及“火耗归公”等政策执行得非常彻底。为此，乾隆听取大臣广泗的建议，对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采取安抚为主、征讨为辅的手段，将少数民族的叛乱快速平定。这些措施的施行，使清朝国力达到顶峰。
勤政爱民是乾隆的一贯主张，清政府很多官员因此以关心民事为己任。在乾隆所信用的能臣中，还有不少清廉之官。如大学士孙嘉淦,江西奉新人甘汝来等.乾隆要求地方督抚大臣实心任事，反对虚文。
文化成就
乾隆帝儒雅风流，精于骑射，一生著文吟诗，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其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与《全唐诗》相埒。乾隆帝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令将内府珍藏编成《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
乾隆本人是陶瓷艺术的爱好者，在其统治期间，中国的陶瓷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直至今日，一些乾隆朝的收藏品和陶瓷宫廷用器还被故宫博物院、伦敦大卫基金会所收藏。
乾隆后期，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乾隆帝渐渐改变以前打压下级知识分子的做法，转而拉拢。他将大量知识分子召集到一起编撰了大型典志书《续典通》、《续志通》和《续文献通考》。最突出的文化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以著名文人纪昀为总裁，组织了包括戴震、姚鼐和王孙念等人在内的360余人，历时15年，编写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
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共36000卷，含完整作品3450部，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篇幅之多可谓集我国古籍之大成。该书对以往学术作了较全面的总结，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古籍，对古籍整理和总结文化遗产有重要贡献,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建筑上，乾隆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东造琳宫，西增复殿，南筑崇台，北构杰阁，说不尽的巍峨华丽。又经文人学士，良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这里凿池，那里叠石，此处栽林，彼处莳花，繁丽之中，点缀景致，不论春秋冬夏，都觉相宜。又责成各省地方官，搜罗珍禽异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园中。因此圆明园也被全世界称为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1750年，乾隆委托意大利天主会教士郎世宁设计了定时水钟和喷泉装置，以供皇家娱乐。
同时，乾隆的视角仅限于中国本土，对同时期蓬勃发展的欧洲各国的科学文化尚无足够的认识。
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维护清政府封建统治，其特征是：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清王朝的历史中，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五任帝雍正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制度”。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癫狂的人物则是乾隆皇帝！这里把乾隆当政时最著名的文字狱列举如下：
1753年，乾隆屡次到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辞意悲切，全国广为传颂。案发后卢鲁生千刀万剐，两个儿子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有一千多人。
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广西巡抚满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在《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认为鄂昌自己就是胡儿，诋毁同类，丧心病狂，下令自杀。
“……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着将此通行传谕八旗，……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华，哆口吟咏，自蹈嚣凌、恶习者，朕必重治其家！。乾隆20年3日庚子。”——乾隆
1764年，秦州知州赖宏典向北京官员请托谋求升迁，信里说“点将交兵，不失军机”，乾隆认为他明目张胆谋反，砍头。
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早已去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显然诽谤政府，嘲讽满清没文化。徐某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
乾隆非常赏识内阁大学士沈德潜，作诗常请他删改，乾隆作不出诗时还请他秘密代笔。沈德潜死后，乾隆命他的家人进呈沈的诗集，发现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诗也收录其中，这对乾隆的虚荣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恰好诗集中有咏黑牡丹一首，有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乾隆认为是影射入主中国的满族为“异种”，下令剖棺戮尸。
1781年，休致在家的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所著书中自称“古稀老人”，又有句说“为王者师”。乾隆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绞死。
同时，乾隆担心著作中的反动言论，因此下令对中国古代文化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和销毁，像顾炎武、黄宗羲、黄道周和张煌言等人的著作都在违禁之列，造成我国传统不可估量的损失。
下江南
乾隆仿效祖父康熙，六下江南考察民情。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旨在查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和民生疾苦，每次都很俭朴。而乾隆南巡，虽然不能完全否定其对巩固政治的作用，但他更偏重游山玩水，奢侈豪华，所花费用超过了康熙10倍，不仅加重了百姓负担，还造成了奢靡的社会风气。
乾隆南巡的政治原因：东南地区,是清政府的财政命脉所系，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定很重要。 江浙一带的反清斗争，考察政治，经济的弊端。 黄淮水患频繁,几度危机。
他想通过南巡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他5次阅视黄淮治理工程，4次勘察浙江海塘，指示清理杭州西湖， 多次到曲阜祭孔，到文庙行礼，到书院临视，慰问各级官员，颁布体恤民情之法……
第一次南巡时，乾隆来到洪泽湖，视察水利工程，他了解到高家堰与蒋家坝之间的黄河大堤只有三座大坝，每年到了夏秋两季，洪泽湖水位上涨，由于排泄不畅，很容易发生水灾。河道总督高斌建议再增加两座坝，乾隆批准。
这样，高家堰就共有了五座水坝，分别被命名为“仁”、“义”、“智”、“礼”、“信”。非常有效地保证了大堤和下游的安全。
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又制定了清口水志，河道官员遵守这一规定，确保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下游的各州县避免了水患的灾害。 徐州附近黄河大堤也是乾隆要巡察的重点之一。根据乾隆的命令，这里先后修筑的防洪石堤大坝全长70多华里。
浙江的海宁州和仁和县，是江海的交汇处，每天都要发生两次大潮汐。一旦海堤被冲垮，整个江南将一片汪洋。到了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浙江又一次水情告急，而在海塘施工中又出现了石塘、柴塘之争。究竟是修筑石塘，还是修筑柴塘意见不统一。
乾隆第三次南巡到达海宁的第二天，马上亲临现场，亲自试验打桩。他看到如果修建石塘，必须从旧塘坝向后移数十丈才能打桩，这样势必会毁掉许多百姓的田地和村庄，乾隆看到这种情况说，本来想保护民众，现在反而先害了他们。于是乾隆决定先修筑柴塘，并要求每年用竹篓装上石头加固。
在第五次南巡时，乾隆见到堤坝的泥土被湍急的水流不断冲走，装石头的竹篓都露了出来。于是乾隆决定在可以修建石塘的地方，都改建鱼鳞石塘。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时，下令继续修筑范公塘石坝。海塘工程的建成，有力地保护了江南水乡的繁华昌盛。 乾隆在南巡中勤于政事，崇尚务实，注意调查研究，处事稳重细致的作风，在历代封建皇帝中也是比较杰出的。
乾隆南巡在政治上维系民心，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和加强满汉的联合，在经济上推动了对河工、海塘工程的治理，文化思想上提倡了汉学并优容选拔了一批著名的文人学者。这是乾隆南巡主要目的和主要贡献。
平反袁崇焕
乾隆49年（1772年）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案情始末终于真相大白。当时很多明朝史书，为了美化变态的明朝皇帝，竟然恶毒污蔑袁督师是汉奸，这些书都被乾隆帝统统烧掉或者改掉了，只保留他亲自修订的《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