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企业传统文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通理对于现在仍然是适用的。比如说,我国古代儒家和法家关于治理社会的总主张,一个是“德”,一个是“法”。与外国比,我们中国还多了一个“礼”,孔子强调“克己复礼”。“德”着重于自律,“法”强调他律。“德”、“法”、“礼”这三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仍然是今天治理社会的通则。对于现代企业而言,进行企业文化创新时,应该以这三个概念作为坐标。“德”就是你这个企业的理念和价值观,“法”就是你这个企业的制度。还有一个应该强调的就是“礼”。今天的一些企业注意了制度,却没有注意让企业的员工形成一种很好的习惯,“礼”就是习惯性的制度,不是硬性的制度。“礼”是目前我们一些企业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所缺乏的一个层面。
从表面上看,“礼”不是一种硬约束,实际上,它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传统文化不可能很具体地告诉我们现代企业怎样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但是,我们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和创新的基本思路。从“德”、“法”、“礼”这三个概念看,这三个字很简单,但是,如果把它们的深刻内涵和精神理解透彻了,就可以用它们作为坐标来查找我这个企业缺什么,是缺少“德”?是缺少“法”?还是缺少“礼”?
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的关系,还可以用传统文化中那些伟大的理念去审视现代社会的问题。比如说,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对于我们现代社会,不论是搞经济,还是搞企业,都是很有指导意义的。西方国家以前搞工业化时,没有考虑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就走了弯路,工业发展很快,自然环境却遭到了破坏。这种恶果人们不能承受,现在特别强调保护环境,回归自然。从这个角度说,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具有现代意义,关键在于我们怎样把它落实到现代社会的实践中,落实到企业文化的操作层面。
我们可以用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去解决现代企业中一些复杂的问题。比如,现代大型、特大型的企业有一个普遍的管理难题,就是所谓的“大企业病”:机构太庞大,事务太庞杂,决策不灵活,反应迟钝。这就要研究怎样解决。西方国家的企业界和理论界也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如扁平化等等。
张瑞敏说过:“在企业管理中能把中国传统文化运用好就不错,《大学》里的‘三纲八目’,三纲就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明明德’就是我这个当头儿的要以身作则,整个团队的人际关系也要是透明的;而‘亲民’就是每个员工即SBU都能够创新;‘至于至善’就体现在我们企业的精神上——追求卓越。”
人和、物和、利和、理和
在现实中,我国的企业文化应该是一种融合形态的文化。也就是说,企业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与西方的企业文化和西方的管理经验的结合。
艾丰给我们介绍了我国某特大型钢铁企业的经验。
这家公司把西方的企业管理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企业文化中突出一个“和”字。他们也认为应该加强企业管理,但是关键在于用什么理念去加强管理。他们在企业文化中提出了“人和、物和、利和、理和”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人和”,他们认为,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实现“人和”。在全国许多企业都实行“减员增效”的时候,他们没减员。当然,减少员工是可以降低成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效益。但是,他们是一个特大型钢铁企业,是一座钢城,员工下岗以后没地方找工作。于是,他们不是在减少员工上做工作,而是在拓展业务、增加工作岗位上动脑筋,想办法。不是“减员增效”,而是“增事增效”。从实现“人和”的角度看,“增事增效”比“减员增效”更好。减员不仅涉及到被减的员工个人,还会牵扯到他们的家庭。不减员,实现了“人和”,形成了一种很好的工作氛围,更有利于增加效益。
钢铁企业是资源消耗大户,在生产过程中还会产生一些废物。对此,他们提出了“物和”的概念。他们认为,所谓“废物”就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于是,他们把废水、废气、废热、废料加以利用,变成了新的产品。他们就是把传统文化中“和”的概念与现代的“资源”、“环保”等概念相结合,既解决了污染问题,又创造了新的效益。
第三个是“利和”,他们企业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是“可亲、可信、共创、共赢”。他们主张,从上游的供应商到下游的客户,从国家、社会到社区,总之要让相关各方都感到他们这个企业可亲、可信,要让相关各方都和他们一起共赢,共同获得利益。以他们和供应商的关系为例,他们生产所需的高品质的矿石主要从国外进口,前些年钢铁行业不景气,国外的矿石很难卖,但他们仍然维护国外矿石供应商的合法利益,信守合同。后来,钢铁行业兴旺了,国外的好矿石供不应求,国外的矿石供应商首先保证供应他们并且价格合理。国外的矿石供应商说:“以前你们照顾了我们的利益,现在我们应该照顾你们的利益,我们是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 这就是“利和”。
这个钢铁企业的企业文化就是以我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但是又融合了西方现代先进的管理方法和企业文化,例如我们全国企业联合会推广的现代先进的管理方法,他们也在学习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