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非正常利益驱动。一些生产经营单位的业主为节省安全技术培训、安全设施、劳动防护用品的开支，追逐利润最大化而压缩安全成本。务工人员由于受家景贫寒和谋生技能单一所困，在就业人员与就业岗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被动进入明显威胁生命安全的危险作业场所。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使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动力。据有关资料表明，全国现有80%的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未签订劳动合同，有的却签订了“生死合同”。一些企业由于私招乱雇，人员管理混乱，发生事故后连人数都搞不清。
第二，安全意识薄弱。一些从业人员既是安全生产的违法者，又是生产事故的受害者。2004年重庆石柱县“9.25”翻车死亡50人事故中有学生（33人）、农民、电信职工、工商所副所长、小学教导主任等社会各阶层人员，在车辆严重超载和经过的漫水桥洪水陡涨的情况下，竟无人阻驶。教育培训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40%，已有1.3亿农村劳动力转移，还有1亿农民等待转移，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这些农民工多数从事于苦、脏、累、险的矿山、建筑施工等劳动密集型高危行业，安全技术培训没跟上，一些企业甚至没进行任何培训就督促他们上岗。
第三，经济快速发展与安全保障能力滞后的矛盾突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安全生产形成较大压力。由于电煤需求大，有的地方常常对超能力生产、违法违规生产企业的处罚大打折扣。机动车辆的快速增长与公路的发展不协调，农村居民出行和农副产品交易必须依靠道路运输，但很大比重的农村公路达不到通行标准，摩托车等非法运营查处难度大。在经济增长上，不少地方还是靠拼设备、增加劳动强度、粗放经营来支撑。
第四，安全生产基础脆弱。据了解，我国煤炭产量中有三分之一是在没有安全保障能力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全国仅国有重点煤矿安全欠账就高达500多亿元，有三分之一的设备要淘汰。重庆南桐、天府等国有重点煤矿至今还在使用50年代前苏联生产的风机和绞车等关键装备。一些几十年前，建在郊区的化工企业，随着城市的扩张，很多已处于人口稠密的城区。加上这些国有企业历史包袱重，生存难以为继，安全投入和安全设施捉襟见肘。重庆天原化工总厂2004年“4.16”氯气泄漏爆炸事故，迫使疏散了15万人。许多危险路段没有安装防撞护栏等安全设施，不具备基本的客运安全保障条件，车辆一旦翻入悬崖，必致车毁人亡。2004年重庆发生的4起特大交通事故，有3起发生在没有防护栏等安全设施的县乡道路上。
第五，突发事故应对能力不足。2003年，发生在重庆开县的 “12.23”井喷事故，由于应急救援措施没有及时跟上，致使附近243名村民死亡。2005年中石化吉化公司双苯厂发生“11.13”爆炸事故，应急响应迟缓，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污染。重庆前几年发生的多次特别重大沉船事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严重缺乏自救知识和能力，船上的救生衣形同摆设，无一人穿戴。
第六，缺乏改善安全条件的社会舆论支持。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煤矿长期承担着应由全社会共同支出的资源开采成本，致使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仅职工收入就可见一斑。如，2002年重庆国有重点煤矿职工年收入是8000元，而火电厂则是8万元。近几年重庆国有重点煤矿井下一线矿工的收入，受电煤价格的限制和安全补欠投入的影响，几乎没有增加，月收入只有1500元左右。矿工这一高风险职业不仅没有高回报，而且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近两年，煤炭价格有所恢复性增长，给改善煤矿安全基础条件带来一线希望。但社会舆论却利用少数个体煤矿老板的过度消费现象，对长期处于弱势的煤矿冠以“暴利”加以谴责。目前，一些煤矿的所谓“暴利”是建立在矿工低收入、安全投入不足、违法违规生产“带血煤炭”基础上的一个短暂现象。如果煤矿的生产成本、职工收入和安全成本达到现行市场可比标准和煤矿安全法律法规标准，煤矿将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
第七，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不力。安全科技人员严重不足。安全工程还未正式成为国家一级学科，目前仅有十几所大学开设安全工程专业。企业现有安全管理人员大多是半路出家；由于煤炭行业长期不景气，煤炭院校纷纷转向，原本不多的毕业生也不愿去煤矿，原有技术人员也大量流失。重庆南桐矿务局这样一个国有重点煤矿因地质技术人员流失，连煤炭储量报表都不能按期完成。而大部分乡镇煤矿，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安全技术人才，靠一些未经专门训练的“掌窑师”指挥生产。2003年重庆沙坪坝燕湾煤矿“8.7”特大透水事故，就是“掌窑师”凭经验指挥，挖穿积水老窑所致。
科技支撑是安全生产的基础和保障，必须有所超前。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成熟的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美国政府2002年拔给国家职业安全健康研究院、事故伤害预防与控制中心两家机构的经费就达4.1亿美元。英国有40多家从事安全生产科研的院所和大专院校。我国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起步晚，安全生产评价、检测检验、咨询、培训、认证等中介组织不健全，安全生产技术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科技整体水平不高且力量分散、科技投入不足等问题普遍存在。特别是省级以下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乏力，在有的地区、有的方面几乎处于空白。
第八，市场经营秩序不规范。现行客运市场竞争无序。个体客车通过挂靠运输公司进入客运市场，经营业主压价抢客，超载、超速的“多拉快跑”现象普遍。农村客运市场运力与运量之间的矛盾突出。据重庆部分区县调查表明，平时运量只有运力的三分之一，农民赶集、学生放假时，运量是运力的2.3倍。2004年重庆石柱县“9.25”翻车事故，发生在学生放假期间，出事的9座客车装了53人。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危害安全与健康。黑龙江七台河“11.27”煤尘爆炸事故发生后，据生还人员介绍，井下的自救器打不开、不供氧。目前，全国各地均没有专营劳保市场，劳保产品经营分散，不利企业采购，也给假冒伪劣产品以可乘之机。由于职业危害是隐性、渐进的“软杀手”，没有伤亡事故明显、直接，因此重视程度不够，监管不严。
第九，法制建设不完善。一些安全技术标准还存在不完善和需要修正的方面。例如，2004年重庆天原化工总厂“4.16”氯气泄漏爆炸事故，一个重要的技术原因就是工艺落后，导致氯气泄漏后与冷却系统盐水铵混合，生成极不稳定并极易爆炸的三氯化氮，而此方面的相应安全规程没有明确的禁止规定。再如，2005年重庆黔江“4.19”桥梁翻车事故，反映出相关技术标准规定的桥梁路缘石高度不够，不具有效的防护功能，易造成车辆出道后翻入桥下。市场准入的安全门槛低，相关规定不具体。如，一些地方的小煤矿无能力按法律法规标准达到与生产规模相一致的基本安全条件，同时又缺乏相应的规定。同时，一些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对发生重特大事故煤矿收回采矿权的安全淘汰机制、对高危行业强制推行责任保险、对道路危险路段安装防撞护栏的“生命工程”和开设学生专车、提高安全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的科技含量、在危险化学品行业推行HAN阻隔防爆和BF系列无火花快速堵漏等先进实用技术等尚未纳入法规层次予以推行。
第十，安全监管有待加强。由于政府职能调整，在安全生产方面，普遍存在行业管理弱化，安全监管责任难以落到实处，一些地方好的安全管理传统丢失。基层监管薄弱。据统计，重庆70%以上的事故发生在县乡这一层面，80%以上的煤矿事故发生在小煤矿。一些地方县乡安监机构不健全，监管力量普遍不足。特别是由于乡镇这一级没有执法权，但又承担安全监管责任，责权不统一，一线监管责任难以到位。安全生产管理涉及的部门众多，条块机构重叠，职能交叉。目前，职责不明、多头管理、政出多门、力量分散的现状，仅靠联合执法难以改变。另外，由于行业和地域差异大，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体系和考核体系不健全。众多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表明一些地方和企业的责任制得不到认真贯彻落实，使政策法令“空转”。另外，一些地方官员在煤矿、运输、建筑领域参股办矿、经营、收受贿赂等问题对安全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