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的中国儿童文学，许多人抱以乐观的态度。出版作品的数量大大超过从前，作品的销售数量，也“东风压倒西风”，每个稍有名气的作家，都突然成了“香饽饽”，被多家出版社看中，许诺以包装、数字和金钱，原本连课本里的作家的名字都记不住的孩子们，突然成了某些作家的铁杆粉丝。看上去一切都显得那么乐观。但实际的情形又如何呢？
我以为，东风要压倒西风，不是依赖大跃进式的数字，而应该依赖于作品的质量。同样是幻想文学，试问当前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哪一部可以和《哈利·波特》严密的故事结构、宏大的叙事、幻想世界的完整性和严肃的人文内涵、神话传统相媲美呢？儿童小说，又有多少作品能和《亮晶晶》《芒果街的小屋》比肩多元文化的内涵呢？多少作品能和《爱的教育》《窗边的小豆豆》比肩在儿童教育理念上的前瞻性呢？从童话来说，哪一本童话能像《夏洛的网》那样打动人心？哪一个人物能像木偶匹诺曹、长袜子皮皮那样长久留传呢?
我以为当前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在多元共生、作品众多、成绩突出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其一，数字的丰收和质量的贫弱形成鲜槐派明对比。2004年我们出版原创儿童文学1881种，2838万册。2005年出版1960种，3165万册。今年新闻出版总署向未成年人推荐的百种好书中，专家们欣喜地发现，与前几年引进版童书独领风骚不同，原创儿童文学占有了绝对优势。被出版界奉若神明的开卷每月排行更是表明我们的原创童书已经打败《哈利·波特》，跃居榜首了。然而这种数字的丰收掩盖不住的，是我们几乎都能看到的一个事实：原创儿童文学内容的雷同、风格的近似、思想的贫瘠和艺术上的粗糙。比如《哈利·波特》的成功，带来了一系列魔幻小说。我们只要站在书店里一看，就能看到数百种和《哈利·波特》装帧相似、内容疑似的跟风之作。这些跟风之作，只是对原著的粗糙复制。对读者来说，只是信息的叠加，没有任何信息的增殖。这种没有新的信息、不能升华读者思想的作品，正被以各种推荐、推介为名送到学生的手中，谋杀孩子们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阅读时间。
其二，大众化的快乐文学和童年小说主导文坛，其它风格和其它体裁高谈被严重排挤。如果你不是像曹文轩和金波那样有名气，你至少也要像常新港那样有实力，否则你创作任何不幽默、不搞笑的作品，创作以描摹社会现实、挖掘人性内涵的丰富性为风格的作品，而不是写作以人们概念化的快乐童年为题材的作品，很难得到出版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作家开始放弃原来的写作风格和题材领域，也开始跻身“快乐的童年文学”了。《中国儿童文学》2007年第1期发表了彭学军的短篇小说《单单单》。我在这里撇开这篇小说艺术上的成功与否不谈，只谈她写这篇小说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的印象中，彭学军是一个个人风格鲜明的作家，她的作品以优美抒情见长，主人公的气质大多都美丽而诗意。她以前的作品我们可以划归为“少年小说”。但现在的《单单单》就是一部以小学生为主人公、幽默搞笑的作品。可能彭学军的动机是想拓宽自己的题材领域，转变自己的写铅念贺作风格，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佩服彭学军。但同时也可见出喧嚣的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现状，已经在影响作家们对原来文学信仰的坚守，许多作家在投降现实。因为现在童年小说好卖了，少年小说不畅销了。受整个出版大潮的影响，近几年来出版社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马小跳式”的快乐童年小说，不仅忽视了少年小说，对原来在童年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童话的关注也很少，很多童话作家不得不放下童话，开始投身于儿童小说创作的行列。海燕出版社推出的“小学生校园派”丛书，就是汤素兰、肖定丽等童话作家的集体出演，好在童话作家们转型写作儿童小说，具有许多天然的优势。有论者指出，童话作家的儿童小说创作，为儿童小说带来了“陌生化、趣味化和诗意化”，也算是歪打正着了。最成功的例子当然是杨红樱，她在写作儿童小说之前，一直是一个优秀的童话作家。
第三，快乐的童年文学主导当代儿童文学文坛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作品严重脱离现实，作家对当下问题关注不足，甚至没有关注当下的意识、勇气和决心。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们不仅在艺术上进行了尽可能多的探索，他们直面现实的决心和勇气也值得褒扬。《我要我的雕刻刀》《独船》《少女的红发卡》等等作品，都可以称为“问题小说”。在今天看来，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作品存在某种程度的概念化，艺术性不足，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和引发的思考，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当我们在述说中国的儿童文学发展历史时，我们不可能绕过这个话题。他们用作品记录了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孩子和成人的所思所想、教育方式、人生态度、社会现状。然而现在呢？我们每年有大量的作品出版，我们每个作家年纪轻轻就写了数十本书，但是，你写的是谁？写的是哪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从书中分辨出来。这种现象发生在童话中还说得过去，出现在当前的儿童小说中，值得我们深思。学者吴其南在《时间的失落：当代儿童文学的隐忧》一文中已经充分论述了这个问题（见2007年5月29日《文艺报》），在此笔者就不再赘述。当然，也有的作家认为，时间是不重要的，1997年失去母亲的孩子，和1897年失去母亲的孩子有着同样的悲伤。但是，1897年孩子的母亲死于肺结核，可能是因为还没有盘尼西林；1997年孩子的母亲死于肺结核，可能是因为医疗费用昂贵。事件所包含的社会意义是不同的。当然我们也能从当下的作品中找到明显的时代印记，那就是五光十色的流行符号，比如说书中的孩子喜欢周杰伦，那一定是2000年左右的事情；如果说一个孩子的偶像是韩国巨星RAIN，毫无疑问，这孩子一定生活在当下。可是，社会生活的印记，应该远远比一个流行符号要深刻。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它带给我们每个人疼痛，带来价值观念的矛盾，带来信仰的危机。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作品中就很少反映。所有的作品，都是一个虚拟的现实，叙写的是虚拟的童年和虚拟的快乐生活。很多作家虽然写的是校园小说，但其实是在脱离学校、脱离社会生活“制作”作品，一堆流行的符号，加上几个搞笑的段子，就是一本小说。作品缺乏时间和细节，这样的作品其实是另一种“概念化”的东西，是虚拟的童年生活。既没有丰富的生活内涵，又没有审美的新鲜感，只是迎合了当下孩子们的手机短信、网络游戏、QQ聊天中的生活话题而已。然而现在正是这种虚拟童年生活的作品备受青睐。那些直面现实、关注现实生活和儿童精神生活的作品却不被重视。这些“概念化”的作品由于缺乏生动的细节，因而也就缺乏感染力。这些作品让人哈哈一乐就过去了，孩子们读过以后，留不下痕迹。
第四，作品缺乏精神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这是作品脱离现实之后的必然结果。当儿童文学过分娱乐化了的时候，它也就缺乏了对孩子们精神生活的引领。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儿童文学回归到儿童本位的文学，儿童文学注重儿童性，让儿童文学作品脱离说教的面孔，变得亲切了。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把优良的传统失去了。中国文学原本是讲究“载道”的，儿童文学是我们人类给予儿童的文学，原本就包含着人类对儿童深刻的情感和祝愿，儿童文学要为儿童的人生“打底”。曹文轩认为，“儿童文学就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是一个不可靠的定义，他认为“儿童文学应该是给孩子带来快感的文学，这里的快感包括喜剧快感，也包括悲剧快感——后者在有些时候甚至比前者更加重要”。过分娱乐化的儿童文学作品，迎合了享乐主义的风气，缺乏悲剧的精神，因而就无法提升读者的精神世界，无法让孩子获得成长所需要的精神养料。其实，无论是通俗化的类型作品，还是纯文学作品，都必须有人文的关怀，有梦想，应该让读者有所获得。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缺乏思想的深度和视野的高度，只是一堆好玩的事情，所有的见解都是读者所知道的，这样的作品的艺术价值是可怀疑的。现在许多作品，孩子们看得哈哈直乐，成年人看上去索然寡味，“如果一部儿童读物不是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够好，那么对孩子们来说就不够好”。
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一书中说，“一切艺术的源泉都是人类对以下各个方面最原始的、先于语言的需求：通过美与和谐来解决压抑与冲突，通过使用创造力来复活被日常事物搞得死气沉沉的生活，通过我们对真理的本能感知来寻求与现实的关联。就像音乐和舞蹈、绘画和雕塑、诗和乐曲一样，故事是审美情感的最初的、最后的和永恒的体验——思想和感情的相遇。”一个讲得好的故事能够向你提供你在生活中不可能得到的那一样东西：意味深长的情感体验，它能唤起我们对真理的与生俱来的敏感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门前的一块巨石上，刻有巴金先生的一段话：“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
一部文学作品，应该能给读者阅读的快感，同时还应该引发思考及反省。作品中应该要有理想，有精神的向往和追求，而不能只是搞笑好玩。我曾看过一部好莱坞的儿童片《少年特工》，粗糙的制作、类型化的表演虽然让我觉得索然，但是，每一个场景结束，中情局的官员对少年特工说“你的国家会为你骄傲”这句话，却让我心潮澎湃。我想，爱国主义就是这样被灌输到美国孩子的心中的，美国人的优越感就是这样自小就形成的。我们在写作中缺乏理想、缺乏崇高与敬畏，是因为我们作家自己理想的丧失，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现象。没有了精神力量的作品，就看不到人性的光辉，也无法让读者的思想得到升华，无法引领孩子的成长。
第五，英雄缺席和典型消失。在我们当前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我们看不到英雄了，看不到典型了，只看见一个概念化的孩子，或者一群模糊不清的孩子。当作家们离开现实的生活，选择了一种没有难度的写作的时候，他们笔下的人物也就不需要在压力之下作出选择，不需要在一连串真实的事件中突显性格。他们笔下的人物就只需要贴上各种标签和符号就够了。他们是“淘气包”、“捣蛋鬼”、“疯丫头”，是我们中外儿童文学人物长廊中“长袜子皮皮”、“淘气包艾米尔”、“疯丫头马迪琴”、“木偶匹诺曹”的拙劣模仿，在每年出版的堆积如山的童书中，很少有几个人物形象是立得住脚，能够长久留在孩子们心中的。像罗文应、王葆和男生贾里、女生贾梅那样性格鲜明的人物不见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贴了显眼标签的类型。小兵张嘎那样的英雄更是绝了踪迹。
然而正如威廉·福克纳所言，“人性是惟一不会过时的主题”。作为读者，我们对作品中的人物比对我们的朋友更了解，因为它虽然来自于现实，但也高于现实，是人性的比喻。一个人物就是一件艺术品，是读者观照自我的参照。尤其对于成长中的孩子们来说，他们要从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寻找榜样的力量、友情的慰藉，或者引发他们内心的反省。可惜，我们在众多的原创儿童读物中，很难寻找到真正真实可感的人物。孩子们不只找到榜样，也很难找到像夏洛那样的好朋友，好老师、好家长也不多见。所以我们才特别看重《放牛班的春天》里那样的老师，《童年》里那样的外祖母。
第六，作家艺术创新精神缺失，类型化写作大受追捧。类型化的写作原本无可厚非，文学创作历来就有纯文学和大众的通俗文学的分野。尤其当某一个时期某种类型的作品在市场上大获成功之后，必然催生一大批跟风之作。但是，由于我们的主流媒体对某些类型化的作品不顾艺术事实的吹捧，使得一大批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纷纷仿效，放弃了自己的艺术追求，选择了没有难度的写作。充斥市场的众多的系列作品就是一个例证。沿着已经有的人物故事，把同类型的故事反复写下去，三本，五本，十本。作家不再专注于艺术的创新。写作本身的乐趣、文体试验的乐趣、语言表达的乐趣，被金钱和成名的快乐取代。如果一代作家都放弃了艺术的探索，经典作品的出现是完全不可能的。当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文学史，那些经典的作品，无一例外地是为人类的精神世界增添了某些东西的。一个严肃作家的职责应该是为社会创造精神价值，同时为艺术的无限可能性拓展空间，以自己的探索精神，去创造人类新的审美价值或者艺术的新的样式。因为文学是能帮助人梦想的，儿童文学尤其如此。
第七,作家队伍量高质低。目前，儿童文学写手大量涌现，新人新作层出不穷，从参与儿童读物写作的人数，儿童读物出版的数量，当前都是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当我们点数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依然是金波、曹文轩、张之路、高洪波、秦文君、黄蓓佳、郑春华等50年代甚至4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的作品。并非因为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而是他们作品保持的艺术水准、对人性深度的开掘和艺术的纯熟，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姜还是老的辣”。这些作家阅历丰富，在艺术上孜孜以求，并且有自己的创作主张和明确的儿童文学观，他们的写作不跟风，不盲目，执著于自身所认同的艺术标准。相比之下，后续的作家虽然也开始步入中年，走向个人创作的黄金期，但好作品却不多。许多人还在面对喧嚣的文学现状摇摆不定，艺术上的探索不够，儿童文学的个性主张也鲜能听到。更年轻的一代受市场环境的影响，从创作伊始，便开始关注市场、印数、炒作，以能迎合当下的儿童阅读趣味为己任，无暇顾及艺术上的探索创新。
第八，媒体批评取代文学批评。现在，一部文学作品要引起重视或者轰动，已经跟作品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了，而是媒体和许多非文学力量的作用。大量的媒体、强势的声音告诉我们，流行的、赢利的、可复制的、大量生产的消费型的儿童文学，便是最好的、最优秀的儿童文学。这种导向，无形中遮蔽了另外一些优秀作品的声音，从而扼杀了作家的创新精神和创作活力。当前的儿童文学现状，不能不说和这种媒体批评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我们总是听到利好的消息。中国的童书市场，每年以17%~18%的速度增长。随着中国人朝小康迈进，越来越多的家庭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把文学当作滋养心灵不可缺少的养料。越来越多的老师和童书推广机构，在推广儿童文学的阅读。党和政府也对儿童文学空前重视。我们幸运地赶上了好时候。中国的儿童文学正在呼唤大家，呼唤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面对当前的现状，我们每个人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一旦确立以写作为理想，就要加强思想和技能的训练，努力成为一个好作家，永远保持对艺术世界和童心世界探索的热情，永远有创新的精神和不断超越自己的勇气。相信只要我们每一个人真诚地努力过，一个真正多元共生的儿童文学新时代，一定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