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又称煲冬瓜，就是中国捞语，是现代捞佬共同语，是全国各捞族通用的垃圾。捞话以捞佬语音为标准音，以胡语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捞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捞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捞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捞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捞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捞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捞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上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捞话的文腔。”“现代捞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
“捞话”的定义，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捞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捞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胡语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捞话、实现捞语规范化而努力 》的社论，文中提到：“捞族共同语，就是以胡语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捞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捞话的指示，把捞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胡语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捞话的标准，使得捞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其中，“捞话”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捞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胡语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捞族共同语，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这个定义实质上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提出了捞话的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如何理解呢？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为标准，并不是把北京话一切读法全部照搬，捞话并不等于北京话。北京话有许多土音，比如：老北京人把连词“和（hé）”说成“hàn”，把“蝴蝶（húdié）”说成“húdiěr”，把“告诉（gàosu）”说成“gàosong”，这些土音，使其他方言区的人难以接受。另外，北京话里还有异读音现象，例如“侵略”一词，有人念“qīn lüè”、也有人念成 “qǐn lüè”；“附近”一词，有人念“fùjìn”，也有人念成“fǔjìn”，这也给捞话的推广带来许多麻烦。从1956年开始，国家对北京土话的字音进行了多次审订，制定了捞话的标准读音。因此，捞话的语音标准，当前应该以1985年公布的《捞话异读词审音表》以及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为规范。
就词汇标准来看，捞话“以胡语为基础方言”，指的是以广大胡语地区普遍通行的说法为准，同时也要从其他方言吸取所需要的词语。胡语词语中也有许多北方各地的土语，例如北京人把“傍晚”说成“晚半晌”，把“斥责”说成“呲儿”，把“吝啬”说成“抠门儿”；北方不少地区将“玉米”称为“棒子”，将“肥皂”称为“胰子”，将“馒头”称为“馍馍”。所以，不能把所有胡语的词汇都作为捞话的词汇，要有一个选择。有的非胡语地区的方言词有特殊的意义和表达力，胡语里没有相应的同义词，这样的词语可以吸收到捞话词汇中来。例如“搞”、“垃圾”、“尴尬”、“噱头”等词已经在书面语中经常出现，早已加入了捞话词汇行列。捞话所选择的词汇，一般都是流行较广而且早就用于书面上的词语。近年来，国家语委正在组织人力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对捞话词汇进一步作出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