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上半期，重点是解决原材料、基础设施等的“瓶颈”问题；90年代下半期，重点是解决经济结构的矛盾和优化问题.
90年代以来，我国的物价走势——通货膨胀，可明显的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92-1996年的高通货膨胀时期；二是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时期。
1992年小平的南巡讲话，是我国全面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里程碑。由于此前我国经济已经持续两年低迷、而且中央政府也缺乏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灵敏的调控手段和机制等，因此在大利好的激励下，我国经济迅即出现一轮过热的建设高潮。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直线攀升。
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发布，简称“十六条”，全面、大力度的治理经济建设的过热问题。其中最关键的三条是：紧缩信贷、开仓放粮和压缩项目等。
经过3年多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都进入了中长期的合理区间。
90年代上半期的经济过热，给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例如整个“八五”时期，我国投资每年平均增长36.5%，远高于“六五”时期的19.5%和“七五”时期的16.5%。林毅夫教授测算，这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增加了两倍甚至更多。
据原内贸部商业信息中心统计，1997年上半年，在全国605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占72.2%、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27.8%、没有一种商品供不应求。这可以看成是我国经济由供不应求——供给制约型经济、全面转向供过于求——需求制约型经济的历史性的开始或起点。同时，它也是迄今我国经济始终处于通货紧缩阴影之中的、最重要的宏观环境之一。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在“软着陆”之后，迅即感受到了需求不足的巨大压力。
1998年，宏观调控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新组合；同时，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增强其贷款的能力。1998-2002年，中央政府共发行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并带动了3.2万亿的社会总投资规模。
通过种种扩大需求的努力，1998-2002年我国的消费价格指数，也仅在轻微的通胀和紧缩之间徘徊。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以下四方面因素可能是需要特别重视的。即：1、需求不足：包括改革使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增加，缺少中意的消费对象，以及投资需求不能有效实现等。2、供给过剩：包括生产的简单重复竞争，假冒伪劣泛滥等；并且资金供给的缺乏有效约束，可能助长了这种倾向。3、劳动力因素：劳动力供给的无限增长、以及其效率的持续提高，可能对价格有着较大的向下压力。4、国际接轨：包括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新技术和新材料的运用，以及市场化的改革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等。
近年来，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中国输出通缩”的较多议论。这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对中国的生产能力及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提高的一种过度的舆论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