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雄才大略来评价汉武帝，应该没有人会表示异议。但是，雄才大略一定就能实现其抱负吗？这就未必了！
汉武帝十六岁即位，在其祖母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彻底掌握政权。汉武帝亲政后，立即表现出和其父祖不同的执政风格。这一方面是其父祖已经给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历了文景之治后的大汉王朝，综合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这是汉武帝能够有所作为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其汉武帝个人的抱负使然。无论是历史时机，还是其个人才能，都支持他有所作为。而他也的确想有所作为。
汉武帝认为自己有责任将大汉王朝推向鼎盛，为此，他在内政外交各个方面都采取了积极有为的态度。在内政方面，他极力加强中央集权，使得秦始皇所确立的中央专制集权的体制有了进一步巩固，确立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在对外方面，他一改过去的保守退让，转而积极进攻。尤其是对匈奴问题，从马邑之谋开始，拉开了汉匈之间持续三十多年战争的序幕。为了实现天下太平，匈奴问题必须解决，而为了解决匈奴问题，汉武帝则是把整个国家转向了战时状态。
应该来讲汉武帝无论是内政和外交等许多当面的措施，都是有其价值和意义的。但是，他把所有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都集中起来去做，就不一定是好事了。毕竟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农耕社会所能承受的动员能力是有限的。而汉武帝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在持续三四十年里，始终保持了社会处于一种动员状态。
他不仅挑起了对匈奴的战争，而且还征服西域，消灭了大宛。他向东吞并了朝鲜。向南消灭了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在西南方向则是向西南夷动手。任何一个国家恐怕都不能承受如此之大规模的全面战争，何况是两千多年前的农业社会。
在国内，他不仅制礼作乐，改革朝廷的礼制，而且还大规模封禅、巡游，而这些都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他的求仙，他渴望能够长生不老，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
于是，到了汉武诶晚年，社会矛盾处于极端尖锐的状态之中。对此，他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早在卫青还活着的时候，汉武帝就曾经对卫青说过：“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汉武帝也的确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对内外政策进行转变。但是，由于匈奴问题没有解决，他始终没有转变。
到了汉武帝晚年，不仅社会矛盾尖锐，汉武帝和太子刘据之间也发生了矛盾。他们父子不仅在执政理念上有所不同，而且汉武帝晚年猜忌多疑，太子为了自保发动兵变。兵变失败后，太子自杀。这件事情对汉武帝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汉武帝并没有放弃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的努力。但是，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汉武帝最后一次派出二十八万大军出征匈奴，却遭受到空前的失败。这使得汉武帝认识到自己生前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是不可能了。这就为汉武帝转变长期的进取政策提供了可能。尤其是汉武帝的太子刘据去世后，他不得不立年幼的刘弗陵为太子，刘弗陵年仅八岁。刘弗陵将来也不可能执行一条积极进取的政策。这也决定了汉武帝必须转变国家的内外政策。
恰在此时，桑弘羊等人提出建议要在西域轮台进行屯田。汉武帝拒绝了这一建议，并且下诏说道：“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这就是著名的轮台罪己诏。通过这个诏书，汉武帝对国家的内外政策做出调整，国家从积极进取转变为守成。后人曾经评价汉武帝，说他的所作所为和秦始皇类似。之所以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导致亡国，就是因为他在晚年认识到了危机，实现了国家政策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