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比胡适进了一步，至少表面上很像个样子，一直到现在，西方人认为中国哲学史，还是以冯友兰所作的为最好，余英时也这样说。但他的讨好，其实是表面的，因为他此书有一讨巧的地方，平常人看不出来。他用的是选录方式，西方人写哲学史大体是用诠释的方式。选录方式不是不可以，但冯友兰作这本书很狡猾，说好听是很谨慎，所以很能保持一种「学术谨严」的气氛。因为他很少对所引的文献加以解释，他尽量少说自己的话，尽量不做判断，所以读者实在很难猜透他到底对那些文献懂呢？还是不懂？到了他该说话时，他就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若有真正下论断的大关节，则一说便错，由此，我们便可看出他实在不了解。所以很早我就说他这本哲学史是「脓包哲学」，脓包的特性是外皮明亮精光，但不可挑破，挑破便是一团脓，我是一向不欣赏那种书的。这本哲学史大体上卷还象样，主要是他用了他那一点逻辑知识整理了名家，有一点成绩，其它讲儒家、道家都不行。先秦都讲不好，后来魏晋道家、随唐佛学更难讲，他根本是门外汉，于宋明理学更是门外的门外。他以为他懂得朱夫子，但他何曾知道朱夫子是理学家，不是西方的新实在论，他以西方的新实在论来解释朱子，这当然是不相应的。他后来又讲「新理学」，以程朱自居，这都是妄人妄作。《中国哲学史》表面上写得那么严肃，出版时是那么郑重其事，他请金岳霖与陈寅恪来作审查报告。其实金岳霖先生是外行，陈寅恪虽是史学家，并不读哲学，但他的见闻实比冯友兰博洽得多，所以多少也能看出一些问题，只是冯友兰不承认罢了。像陈寅恪这个人也了不起，其考证历史确是当行，但这个人也有其缺点，我称之为「公子型的史学家」，他为人为学带有公子气，公子气有什么不好，我们暂时不去详论它。近代中国史学界颇有成就：例如讲殷周史以王国维为最好，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随唐史以陈寅恪为最好，宋史尚未见有谁最好，明清史则有孟心史，这都是众所公认的。史学之所以有成，因为他们上了轨道，有当行之客观的了解。近代中国人对中国哲学的讨论就未上轨道，像冯友兰的哲学史，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历代各期哲学核心问题根本未接触到，更遑论有什么有价值的讨论。以如此之书，而不论中西都公认它是一本代表作，这表示这一代的中国人实在太差劲了，不但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世界，这真是这一代中国人的耻辱。
又从那个地方可以看出冯友兰对中国思想没了解呢？在纪念熊先生的文集中，有一篇冯友兰的文章，他以九十高龄，平生写那么多书，理应有些心得，谁知他却说：熊十力之新唯识论和老唯识论的争辩是一个老问题的复活──就是说有关这些问题在古代就有人讨论过了，现在他们又拿来讨论而己—我一看，这样说倒是出语惊人！我仔细看他说的是什么老问题的复活，原来冯友兰是指南北朝时代神灭不灭的讨论，我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了。熊先生的《新唯识论》和玄奘《成唯识论》的不同怎么会和神灭不灭扯在一起呢？请问熊先生是主张神灭呢？还是神不灭？而《成唯识论》又是神灭还是不灭？我看两边都安排不上，这种故作惊人的论调实在太差了！神灭不灭的问题重点在那里都不能把握，后来佛学的高度发展更不容易契接得上，故其侃侃而谈者，大体不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