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文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2、译文
先帝开创的大业未完成一半却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分为三国,指蜀汉国力薄弱,处境艰难。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的时期啊。不过宫廷里侍从护卫的官员不懈怠,战场上忠诚有志的将士们奋不顾身,大概是他们追念先帝对他们的特别的知遇之恩(作战的原因)。
想要报答在陛下您身上。(陛下)你实在应该扩大圣明的听闻,来发扬光大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奋有远大志向的人的志气,不应当随便看轻自己,说不恰当的话,以致于堵塞人们忠心地进行规劝的言路。皇宫中和朝廷里的大臣,本都是一个整体,奖惩功过,不应有所不同。
如有作恶违法的人,或行为忠善的人,都应该交给主管官吏评定对他们的惩奖,以显示陛下处理国事的公正严明,而不应当有偏袒和私心,使宫内和朝廷奖罚方法不同。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都是善良诚实、心志忠贞纯洁的人,他们的志向和心思忠诚无二。
因此先帝选拔他们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之事,无论事情大小,都拿来跟他商讨,这样以后再去实施,一定能够弥补缺点和疏漏之处。得到更多的好处。将军向宠,性格和品行善良公正,精通军事,从前任用时,先帝称赞他很有才能,因此众人商议推举他做中部督。
我认为禁军营中的事,都拿来跟他商讨,就一定能使军队团结一心,不同才能的人各得其所。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所以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之所以衰败的原因。
先帝在世的时候,每逢跟我谈论这些事情,未尝不叹息而痛恨桓帝、灵帝时期的腐败。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人都是忠贞善良、守节不逾的大臣,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朝的复兴,那么汉朝的兴隆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来是平民,在南阳亲自耕田,在乱世中苟且保全性命,不奢求在诸侯之中出名。先帝不因为我身份卑微,屈尊下驾来看我,三次去我的茅庐拜访我,征询我对时局大事的意见,我因此十分感动,就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
后来遇到兵败,在兵败的时候接受任务,形势危急之时奉命出使,从这以来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做事小心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
接受遗命以来,我日夜忧虑叹息,只怕先帝托付给我的大任不能实现,以致损伤先帝的知人之明,所以我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人烟稀少的地方。
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员装备已经充足,应当激励将领士兵,平定中原,希望用尽我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敌人,兴复汉室的任务托付给我,返还旧都.这是我用以报答先帝尽忠陛下的职责。
至于处理事务,斟酌情理,毫无保留地贡献忠言,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希望陛下能够把讨伐曹魏,兴复汉室的任务托付给我,若不能完成,就治我的罪,(从而)用来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
如果没有振兴圣德的建议,那就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来揭示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自行谋划,毫无保留地进献忠诚的建议,采纳正确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临终留下的教诲。我感激不尽。
今天(我)将要告别陛下远行了,面对这份奏表禁不住热泪纵横,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3、作者:三国时期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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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作背景
蜀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诸葛亮为丞相。蜀汉建兴元年(223年),刘备病死,将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实行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使蜀汉境内呈现兴旺景象。
为了实现全国统一,诸葛亮在平息南方叛乱之后,于建兴五年(227年)决定北上伐魏,拟夺取魏的长安,临行之前上书后主,即这篇《出师表》。
二、赏析
这篇表文以议论为主,兼用记叙和抒情。以恳切委婉的言辞劝勉后主要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以此兴复汉室 还于旧都;同时也表达自己以身许国,忠贞不二的思想。全文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多以四字句行文。
《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三、作者简介
诸葛亮(181年-234年10月8日),字孔明,号卧龙,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国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书法家、发明家。早年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就在襄阳隆中隐居。
后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孙抗曹,于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又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211年),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蜀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
蜀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六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
终因积劳成疾,于蜀建兴十二年(234年)病逝于五丈原(今陕西宝鸡岐山境内),享年54岁。刘禅追封其为忠武侯,后世常以武侯尊称诸葛亮。东晋政权因其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
身为丞相,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不仅带头廉政,树起一面旗帜,同时还把廉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法律建设来抓,对蜀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诸葛亮时期的廉政建设,首先表现在对蜀汉宫城规模和惠陵规模的严格控制上。在诸葛亮执政时期,年青的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当时负责宫中事务的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
诸葛亮在蜀汉上层创造了一个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蜀国官员以诸葛亮为榜样,为官节俭,力戒奢华,造就了整整一个廉政时代。
诸葛亮立法公开、执法公平,有异于同时代封建的法律思潮。蜀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益州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而益州旧为刘璋所统治,所以法令废弛,地方派系坐大自强,刘备统治集团的强力介入破坏了相当一部分人称霸西南的企图。
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作为客籍政权面对着来自益州旧势力的阻挠。面对这种情况诸葛亮认为这不是苛法峻刑所留下的民怨,而蜀汉是建立在律令长期废弛,导致官民混乱君臣无道,紊乱了“纲纪”。
诸葛亮一再告诫、反复强调法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重要性“夫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法制使然也。”。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进一步从反面强调了不以法治国的严重后果“若乃上无刑罚,下无礼义,虽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莱纷之类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以赏罚,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孙武、攘直之类也。故令不可轻,势不可通。”
因此,诸葛亮入蜀之初便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依据和增删秦汉旧律,共同制订了蜀国的法典《蜀科》。此外,他还亲自起草了各种科条律令数十则,其内容包括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条规。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利用了汉中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汉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
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
诸葛亮擅治军,首先,治军以明。其次,以信为本。诸葛亮治军重信。诸葛亮认为,“信,重然诺也”,也就是说,“信”就是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言出必行。
不诚者失信,如果不知道守信用,那么作战一定会失败;如果有法令而不能够执行,那么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是毫无用处。反之,如果用信义来鼓励将士,将士没有不拼命效力的。
因此,诸葛亮强调治军要以信为本,“夫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 ”以信为本,就赏罚而言,诸葛亮认为要“赏罚有信”,因为用赏罚来判定功过,士卒就会知道守信用;就将帅而言,诸葛亮认为所谓信将,即“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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