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SDR 一篮子货币对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首先，加入SDR 意味着人民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和IMF 成员国的官方使用货币，可大大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舞台的地位。其次，加入SDR 可增加人民币在国际上的需求，助力人民币完善和提高国际支付结算、金融交易、官方储备等国际货币职能。最后，考虑到我国目前持有约4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有利于减少我国所需的储备，可节省资金用于发展和增长。
我们将加入SDR 放臵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框架里讨论，从更高的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自由浮动汇率、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四位一体”，是互为充要条件，缺一不可的。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外汇储备的积累，如同日本在上世纪8、90 年代的进行的“日元国际化”，中国在2000 年后也逐步采取措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人民币自由使用性，二是人民币加入国际储备货币成员。中国争取人民币加入SDR，正是努力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必要步骤，也必须出台配套政策措施，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等领域的改革。
过去20年里，我国一直在以渐进的方式推动资本项目自由化，12 年央行发布“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意味着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进入全面提速阶段。宣布本币实现可兑换，是增强国内外公众对本国经济、货币和政府的信心的有效手段，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基本满足加入SDR 的两个条件
IMF 对一国货币加入SDR 规定了两个条件：一是该国出口货物和服务总量位居所有成员国前列，二是货币应“可自由使用”。
中国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同时是世界第三大服务贸易国。WTO数据显示14 年中国出口占全球12.37%，高于美国的8.57%、德国的8%和日本的3.6%。所以人民币早已满足第一个条件。
对于第二个条件，目前IMF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只是大致有两方面标准：一是该国货币在国际交易支付中被广泛使用；二是该国货币在主要金融市场交易中被广泛使用。具体可通过该种货币在全球官方储备、国际银行业负债、国际债券市场和主要外汇市场交易量中的占比等来考量
周小川认为，人民币走向可自由使用，主要指扩大人民币在贸易与投资等实体经济领域的应用，而不应过多强调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一方面，主要目的是通过扩大人民币的使用支持实体经济，促进贸易与投资，从这点看人民币使用发展较快；另一方面，人民币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程度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相关，不会随我们左右。因此，即使在资本项目未完全兑换的情况下，仍可以推进人民币可自由使用。
人民币在某些金融交易方面发展的还不够充分，但在贸易和投资等实体经济活动中的使用发展较快，人民币距离可自由使用的目标并不遥远。当人民币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不论别人再定什么条件、再提什么苛刻要求，也不能阻挡人民币进入SDR
人民币加入SDR 的影响
深化国内债券市场
一个经济体的货币若想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债券市场需要具有较大的规模和充足的流动性。目前各国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重要投资市场即是美国国债市场，因其具有相对较大的市场容量、较强的流动性和较好的风险收益特性。假设到2030 年人民币已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则中国债券市值占GDP 的比例将达到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私营债券市值和总债券市值分别占GDP 的59%和116%
加速推进金融改革
我国当前需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各项金融改革，渐进审慎开放资本账户，提升人民币广泛使用和交易的程度，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当前我国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已经实现利率市场化。存贷款市场方面，媒体报道本月将试点个人及企业发行大额存单，敲响利率市场化收兵锣。当前贷款利率管制已完全放开，而存款利率浮动上限也分别在14 年11 月、15 年3 月和5月先后扩展至基准利率的1.2、1.3 和1.5 倍。我们推断年内存款利率调整有可能完全打开浮动区间，完成利率市场化最后一跃。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面，始于05 年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中国央行将进一步退出外汇市场干预，并可能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从目前上下2%扩大至上下3%。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不会完全与美元脱钩，但只有更全面反映市场供求的人民币汇率才能更有利于SDR 合理定价。
资本账户开放方面，我国采取审慎而积极的态度，即“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分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各种举措将从跨境直接投资（FDI 和ODI）、跨境证券类投资（QFII、QDII、RQFII）以及外债（贸易与项目融资）等三个方面逐渐开展。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15 年中国发展论坛上强调，今年我国将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和开放，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十二五”规划设定的目标之一。
周小川指出 2015年要完成的三项任务：
1. 逐步解除对个人跨境投资，尤其是在海外和国内金融市场投资的限制，使境内外个人投资更加自由；
2. 进一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推出“深港通”并允许投资者在国内和海外资本市场更自由的投资）；
3. 修改外汇管理法规，适应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