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是外来的，先在河洛落地生根，而后广布华夏，又远播东亚。这是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外来文化在中国重新生根发芽的过程，白马寺名字的来历就体现了这点。
说到白马寺，马上就会想到白马负经的故事，更直观的是白马寺前的两匹青石圆雕马，通体浑厚、圆润温驯，给人一种能负重致远、灵性十足的感觉，这作为白马寺的象征真是趣妙天工。在我们心中已充满了佛的神圣，这石马就是佛的原物吧。非也！这石马是宋代大将魏咸信墓前之物，1935年由白马寺主持浩德法师迁于寺前。原非佛教之物，可以为其所用。这正应了文化发展的规律，任何一种文化要想在异地生根必须要适应新的文化土壤，充分利用原有的母体文化。
理性的历史讲证据，神圣的宗教靠传说。“白马寺”一名的由来正暗合着这个简单的道理。有关白马寺名字的传说大致有两种。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明帝刘庄夜寐南宫，梦见一身长丈六、来自西方的金人，在殿庭里飞绕。翌日，以问群臣，奏对此为西方神佛。于是， 帝“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洛阳伽蓝记》）。白马驮经，任重而道远，功不可没，立寺为念，这就是大家最为熟悉的“白马负经”的传说。寺内保存的明代《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的碑文记载了第二种传说，汉明帝遣使求佛，“得其书，及摩腾、竺法兰二沙门以归。至十年，始立寺。初名招提，后王有欲毁寺者，夜见白马绕塔悲鸣而止。故更名曰白马云。”白马悲鸣，感动皇帝，护寺有功，于是改招提寺为白马寺。
这些传说，似乎在说明汉明帝时已有“白马寺”名。但历史并不如此，东汉和曹魏的文献不见“白马寺”，只有到了西晋时僧人竺法护的译经记中才有确切的记载，此后有关“白马寺”的传说才大量出现，象南朝的《高僧传》、北魏的《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北齐的《魏书·释老志》都有专门记载。历史似乎在说明，建寺200年以后才有“白马寺”之名，即东汉建寺，西晋有名。传说和历史产生了误差，这200多年的误差该怎么解释呢？
佛教充满着智慧，透露着灵活与乖巧，初到中土，就在积极寻找可供自己依赖的文化之根。就其寺名就体现了这个文化的奥秘。白马是否是印度佛教的神物，不得而知。但马在中国文化中却有着很高的地位，在佛入中土以前，马在中国人眼中就非常重要了。
马为六畜之首，在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就曾发现过马的骨骼。到商周时期，马就更为重要，成为人们驾车代步的重要工具。《周易》记载：“服牛乘马，引重致远。”到春秋战国时，对马的繁殖、饲养和管理已达到了专业化的水平，并出现了许多相马能手。马性情温驯，又通人性，并能负重致远，于是中国人就把它视为自己最好的伙伴。日久天长，又把它升华为文化精神信仰的象征。《易经》说卦曰：“乾为马。”也即是说，马为阳首。龙是中国最为神异的民族精神象征物，而国人往往龙马并提。《礼记·周官》载：“凡马八尺以上为龙。”即马之高大体长者就可称之为龙，“龙”、“马”原来在古人观念中是可以相通的，可见“马”和“龙”一样的神异。
秦汉流传的“河图洛书”传说，就更有神话色彩。《尚书中侯·握河记》曰：“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伏羲观之，始作八卦。和中华民族文化灵魂的结合，马也就具有了更加神异的本领。《宋书·符瑞志》曰：“龙马者，仁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长颈有翼，傍有垂毛，鸣声九哀。”能畅游河水，翱翔于天，这样的马不就是白马寺传说中“白马”吗？也只有这样的白马才会腾空西来，绕塔哀鸣，才能悲怆雄壮地萧萧长嘶，这自然也就会感动皇帝了。200年的疑团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天竺泊来的佛教就是在200年中，积极寻觅自己新的根蒂。龙马背后的文化内涵终于被其发现，并得到充分利用。因此，“白马寺”已不是简单的词语了，它融合了两种文化的蕴义，有关“白马寺”的传说和神话不仅是属于天竺佛教的、而且也是属于中国的东西了。
佛教借助了中国的信仰，制造了新的神话，很自然地沟通了不同民族间的心灵连结，于是佛在华夏遍地生根，广为流布。洛阳“白马寺”正是借助了这个文化奥秘，所以不管历史的兴废，还是洛阳的浮沉，它都能千百年来以“祖庭”、“释源”的身份在佛教中居于超然的地位。中国自此也就有了翠柏掩映、殿阁峥嵘、宝塔耸立的寺院，其间红烛高照、香烟缭绕、磬嗡木鸣、诵声如潮，透出无限的神圣与庄严。中国文化也就蕴涵了佛的神韵，竹园精舍的雅致悠远。历史有很多的巧合，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仅洛阳一地，西晋永康年间已有佛寺42所，北魏时，城内城外寺院多达1367所，“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旁等状”。而此时也是白马传说广为流传的时代。
行文至此，马与白马寺的故事也该讲完了。实际上，佛入中土后，与华夏文化也就不分彼此。《西游记》中，东海龙王三太子所变的小白马，究竟是中国的神话还是佛教的传说，已无严格的区别，甚至还有人把这个小白马等同于白马寺的白马，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可以原谅的文化心态。至于白马寺前的石马是否为佛教的原物也就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