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代，事情开始有意思了。唐朝初始的时候，唐高祖和唐太宗对门阀大族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唐高祖李渊曾经向手下的大臣裴寂，大肆吹嘘李家的祖先如何高贵。裴寂所属的裴氏家族，是中古中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唐高祖就显摆说：我们李家曾经在陇西的时候，富有龟玉，到了举兵的时候，四海云集，才几天而已就升为天子，咱们两家都是了不起的大族啊。龟玉就是龟甲和宝玉，这是古代非常重要的礼器，后来被引申为国运的象征，不是一般家族可以拥有的。李渊对此是很得意的，但仍然不敢把自己的门第说成是超过裴氏的第一，而只是说我们是同一个等级的，可见门第等级的影响力之大，连皇帝都会默认。
唐太宗李世民，并没有继承这种态度，他看到氏族谱竟然把山东，也就是崤山以东的士族列为第一等，排在他们李家之前，非常不满，使用皇权修改了长久以来默认的门第排名。唐太宗认为，人的地位应该取决于他在政府机构中的成功经历，而不是应该源自家族的陈旧声望。在多个场合，唐太宗明确或含蓄地主张，人们的官职和能力应该比血统更重要。他说：山东士族日渐衰微，没有冠盖人物，才识庸俗，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那么看重他们。在唐太宗看来，朝堂之上的官僚，或忠孝双全，或学艺通博，显然应该比山东士族的破落户赢得更多的尊重。既然人们敬重汉高祖的匹夫出身，那么人们也应该尊崇大唐起于草莽的当朝官僚。
贞观六年，太宗命令高士廉等人重新修订《贞观氏族志》，全面展示了他的这个态度。《贞观氏族志》完成于贞观十二年，也就是公元638年，这次重修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根据当朝官爵的位置高下排座次，官品越高，等级越高，官品越低，等级越低。皇帝的旨意得到了彻底的贯彻，《贞观氏族志》所依据的标准是官职，而非家族。到了先天二年，也就是公元713年的时候，《贞观氏族志》再次被修订，命名为《姓族系录》。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唐代最后一次由国家主持编修的官方氏族谱，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官方主持排列氏族等第的著作了。
尽管如此，本书的作者认为，李唐的精神还是贵族主义的。唐太宗并不想否定士族门阀，而是想改变人们的观念，什么是尊贵的、什么是低贱的要由他来重新界定。太宗利用政府的条件推出新标准，希望以此来把当朝权贵提升到更显赫的地位，掩盖名门大族的声望，从而把社会的风尚和政治秩序的主导权，从这些大族手里收回来集中到皇帝的手中。
另外，从隋唐开始，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选拔官吏，就是我们熟悉的科举。虽然在整个唐代，通过科举受益的士族子弟远远多于普通人家，但毕竟这条晋升渠道的开通改变了之前“出身决定一切”的状况。唐太宗的这个倾向，在他的继承者们手中得到发扬。作者评价说，到了8世纪，人们身份地位中的家庭因素，至少在政府看来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官职才是衡量人们地位的唯一因素。政府不再对于编撰士族的谱牒感兴趣，因为现在是国家授予人们地位，而不是家族。在法律意义上，人们所有的地位都是直接来源于国家。
当优越的出身不再带给人太多的好处，士庶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