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失改革机会，整个社会在死气沉沉的“稳定”中走进了死胡同。
苏联其实从创立开始，其经济模式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其国内条件，尤其是29/33大萧条的降临，一方面使得苏联的安全压力大减，资本主义大量资本为了寻求利润转入苏联（哈默的例子最典型的，有兴趣可以搜索一下），另一方面也是其体制正面作用的发挥（诸如第一代革命者的革命热情仍未消退，苏共官僚化尚且不严重，计划经济便于国家集中资源发展工业等等），苏联幸运的实现了工业化。
当斯大林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开始将苏共官僚化迅速固定的时候，二战又爆发了，在这种高度对抗的环境中，苏联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弱点被压制，而优势反而得到了发扬。因此，制度性矛盾被再次压制。
当苏联走过战后重建的阶段，其问题已经快速浮出了水面。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贝利亚都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但是经过残酷的党内斗争，最后胜出的是赫鲁晓夫。他正式掌权之后，开始了苏联的第一次改革，试图通过放权的方式克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缺欠。很可惜，作为斯大林政治遗产的一部分，赫鲁晓夫自己身上同样带有官僚的一切弱点，并且他的改革严重触犯了苏共高层官僚的利益，最后被“宫廷政变”式的推翻下台。
勃列日涅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因为其前阶段表现较为平庸而被党内高层官僚作为一个过渡性人物选定出任苏共总书记的。因此，他的政治基础在最开始是很薄弱的，不仅客观上没有赫鲁晓夫发动改革的能力，主观上更是丝毫没有改革的愿望。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勃列日涅夫把自己的缺点“平庸”发挥成了优点，借势大搞“平衡政治”，除了协调官僚之间的利益以外，丝毫不考虑进取；当然了这种“平衡”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他更不会为了改革去触动任何官僚利益，反而把赫鲁晓夫改革中积极的一面都统统取消了。
在对外关系上，美苏冷战如火如荼的走向了高潮，这个压力却是勃列日涅夫无论如何不能逃避的，于是他还不得不调集各种资源去拼命强化苏联的军备，这就让苏联的经济好像一个吃了兴奋剂的人，一时间看着似乎是实力不断增长，实际上属于“寅吃卯粮”的行为，当老本啃光了的时候，苏联的经济就不可避免地在一群更加固化的官僚控制之下从实际停滞面上还有光鲜，最后成了慢慢朽烂的破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