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字不是孔子造的，他都是从“昔者吾闻老聃曰”学来的。“王”字造字初就是指能统一天地人的思想行为，这也是王朝与其他朝代的根本区别之处。
孔子不识“王”字
唐善纯（南京理工大学）
内容提要 在东方南方沿海汉语的方言中，有一个古越语底层，钺、戉、戊、戍、成、咸、王等组成的一个词族就是一个例子。它们的含义用汉语无法探明，在壮侗语中却能获得圆满的解释。
关键词 良渚文化 穿孔石斧 斧钺 戉 戊 戍 成 巫咸 王
古代关于“王”的解释大多出于臆断，连渊博如孔子者，也不能例外。《说文》：“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凡王之属皆从王。”但在甲骨文中，“王”的写法“象刃部下向之斧形，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征王者之权威”（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实际上就是“戉”的正面图。我们可以这样说， “王”的上古音为G‹wBN，应是“戉”的音变。
钺由带柄穿孔石斧发展而来，逐步变成制作精致的礼器，特权显贵的权杖，军事指挥员的令牌，也是王权的象征。
良渚文化的大墓一般都建在人工堆筑的高台之上，在这些大墓里，都随葬着大量玉器。玉钺并非所有大墓都有，但凡有玉钺的墓，必然有玉琮、玉璧（此二物是神权和财富的象征），说明当时军权是高于其它一切的权力。1986年6月在浙江余杭反山墓地12号墓出土一件上有“神徽”、神鸟的玉钺，高17.9厘米，在刃上部镌有隐起神骑怪兽纹，柄已朽，其上部附有玉冠饰，其下有玉鐏，柄上嵌有玉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玉钺中等级最高的一件。从该墓同殉的玉器神人兽面纹玉琮判断，玉钺可能兼有标志政治权力的功能。此前社会的精神领袖是巫觋，钺代表军权，标志觋亦摄军权，或是反之，执军权者已夺巫权，自抱琮事神，又执钺以显其王者身份。
2006年6月至2007年，在浙江余杭瓶窑镇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城中发现大片建筑遗迹，以及成排的柱洞，说明上面曾经有大型建筑，另外还有6个供祭祀时用的大土坑。从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城中有宫殿，有“中心祭坛”和“中心神庙”，生活着王和贵族，良渚古城已和“国家”这种状态密切相联。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说，距今4000年以前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是“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这个时代，目前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古城约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为280万平方米，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这里，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可以看出，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所有这些势力，源头在余杭的莫角山，这里住着统治整个良渚时期的“王”；而现在，我们又发现了外面的古城，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良渚古城的发现，有人认为中国的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明显影响着以后的夏、商、周时代，像商周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良渚玉器上的花纹。
随着奴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玉钺为铜钺取代，文献记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代桀”，“（商王）赐（周文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玉钺在夏商仍可能代表军权，殷妇好墓出土一把饕餮纹玉钺，可能是妇好生前指挥战事或从征讨逆时的信符。到了周代钺成了仪仗，如“王左伏黄钺”(《书·牧誓》)。它并非王权的表征而已是王的仪仗。
我国史前玉文化以大禹建立夏朝为标志已进入奴隶制时代，祭神的大权已被王夺取，巫已降为王祭神时之副手或下手。到周代，巫已成为与卜祝相当的普通神职人员。通过王权与巫权激烈斗争，王权已取得不可逆转的优势地位。
在古代神巫中，有一个神巫最为著名，他便是巫咸。《吕氏春秋•勿躬》：“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楚辞》记有“巫咸将夕降兮”，王逸注为“巫咸，古神巫也”。据说他是用筮（一种草）占卜的创始人。当是神权统治的代表人物。黄帝出战时，要请巫咸作筮，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天文学家，又唐尧时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以巫祝之方法愈疾，反映当时巫术与医道结合于一身的情况。《尚书》记载，巫咸是商太戊帝身边的一位贤臣。他的儿子巫贤，在太戊帝孙子祖乙登基后，任宰相，也有贤臣之誉。而甲骨文中有咸戊。故有学者认为巫咸或即商王太戊之大臣。从太甲至太戊，中经七世，国势渐衰。他与伊陟协力，整饰政事，治国有绩，使商朝一度中兴。按卜辞，咸戊与商王和与伊尹的神威和祭祀的等级相当，因此被认为是商王的兄弟，为旧臣之一。
关于巫咸其人，还有其它传说。例如，《世本》：“巫咸作铜鼓。”传说他是鼓的发明者；《山海经》里巫咸相当于群巫之首。《山海经·海外西经》又载：“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铜鼓是古越人所创，蛇是古越人图腾，所以是与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爱在。”
吴其昌说，戊、戉、戍、成、咸诸字皆由石斧的形状演化而来，其锋刃左右旁向者衍为上述各字，其锋刃向下时则衍为工、士、壬、王诸字(《金文名象疏证》)。石斧在远古是武器，亦含有权力的意思，故“咸”与“王”为同源字。“巫咸”，就是巫师首领。在秦代《诅楚文》中，“巫咸”被写作“王咸”，称之为“丕显大神”。在现代布依语中，称婴儿的保护神为美王mie⁶va:ŋ²。每个婴儿的美王不止一个。节日供祖之后，都要把饭菜移到卧室门前再供美王。若遇小孩经常哭闹、身体不适，就要请女巫举行敬供仪式，祈请美王保佑小孩健康成长。这个va:ŋ²，意为 “神”，音译为“王”；应该是世俗领袖“王”的虚化。
商代以前的越人尚居住在山东半岛，写作“戉”，在山东大汶口的陶文中就已经发现，裘锡圭考证为古代族徽。甲骨文中有 “戉方”和“西戉”的记载，董作宾据卜辞中数见商王“贞令戉来”及“戉来归”，戉常与羌方作战，断定戉为殷西方国。《逸周书·世俘解》：“吕他命伐越、戏方。” 戏方为商、西周方国，在今河南巩县东南，戉当近此，这是西戉。
《逸周书•伊尹朝献》记述，商汤时正东有越沤。《春秋大事表》云，越在山东曹县，这就是《逸周书•王会解》“东越海蛤，欧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遇越纳□”之所谓东越。《春秋•桓公元年》：“公及郑伯盟于越。”杜预注：“垂，犬丘，卫地。越近垂地。” 垂为春秋卫邑，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南，越地也应在此附近。《竹书纪年》记载：帝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于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其中“于夷”可能就与“于越”有关。公元前711年，鲁桓公与郑伯在此会盟，当因戉族曾在此聚居而得名。当时的越包含在东夷中，由于这个缘故，才有后来勾践征服东部沿海诸夷，北上琅琊，争霸中原之举。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无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禹蓦于会稽。”实际上会稽原在泰山附近，所以禹才会“封泰山，禅会稽”，少康封其庶子无余的越，就在河南、山东一带，不可能远到浙江。黄伟城说：最早的越方国确实与涂山、会稽山有不解之缘，其邦君也确实是禹的苗裔，禹的神位就供在会稽山上，但这个会稽山在北方。商代夏，夏贵族南逃，将禹的神牌带到新居地绍兴。《越绝书》称绍兴会稽山原称苗山，表明这里原是三苗的地盘。越人占领以后，改称会稽山。“后人不明此关系，遂将许多夏初在涂山即会稽之山发生的故事，移植附会到这个由苗山而改称的会稽山上来”（《古越地望刍议》）。无余时还是一幅原始朴野时代的图景。少康绝不可能把自己的儿子派到离夏朝中心区三、四千里以外的浙江去做邦君。况且浙江当时远非夏朝势力所能达到的地方。
周代以后，越人已退居长江以南，故《吕氏春秋•恃君篇》有所谓“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的说法。《越绝书•记地传》说：“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岁而至勾践。”又说：“越王夫镡以上至无余，久远，世不可纪也。”勾践元年为公元前496年，向前推1000余年，有人说无余初封在公元前2015年。这千有余岁中，山东越地到底发生了什么，史籍中是一片空白。大致的情况是，中原地区几次对东夷用兵，引起东夷南迁。最早可以追溯到轩辕氏对蚩尤的用兵，夏朝、商朝与东夷的战争，后来周公镇压东国之乱，灭奄、蒲姑，“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吕氏春秋·古乐篇》）。奄、蒲姑都属于东夷集团，奄在今山东曲阜，蒲姑在今山东博兴东北。《越绝书》记吴地有淹君城、蒲姑大冢，就是奄、蒲姑之人被逐南迁以后所建。《史记•楚世家》在谈到楚成王即位，使人献礼于周天子，周天子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由此可见，越人早在周代之前就转移到了南方，并常向中原侵犯。
作者简介：唐善纯（1944-），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出版过《中国的神秘文化》、《华夏探秘》等学术专著，曾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本文为其新作《语言学视野里的古代中国》之一部分。遗憾的是，网络页面在显示国际音标时，会出现乱码。这个问题将待此书正式出版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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