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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做什么 接二连三的自杀悲剧，让人们对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产生质疑。那种认为悲剧与企业文化无关的辩解，已经成为一种不好意思重复的谎言。如今富士康忙着查补阙漏，政府、学界和相关企业也介入调查。假如富士康及全社会不对这种管理模式有足够多的反思，做得再多也对那些濒临精神崩溃边缘的打工者没有帮助。 单就企业管理来说，资本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专制的。资本的特性就是逐利而趋，只要挣钱容易，哪种模式它都有可能去选择。世界的企业管理模式多种多样，既有平等亲和式的，也有等级森严式的。你完全可以说，就其本质来说，资本是冷血而专制的。在前现代的资本丛林社会，确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现代社会的幸运在于，资本只是社会权力的一种。无论它怎样专制，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它将受到别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尽管资本的权力对政治权力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政治权力大过资本的权力，是一种文明的共识。比如，一个资本家可以用金钱去影响政客，但是他不能要求自己的员工必须投谁的票。此外，工作之外的思想自由、时间处置和个人隐私，都是员工的政治权利，资本不能去干预，甚至不能去收买。这就是《劳动法》要限制加班时间的原因。 人们说，只有在中国大陆，富士康才能做成“世界代工之王”。这并不是指员工人数，而是整个社会政治环境。作为一个纳税大户，它早已经超越了资本的权力，而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国家有劳动法，但是富士康仍然可以设计以加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管理制度；深圳有警察，但是要进入富士康工厂处理治安问题并不容易，工厂的保安基本上可以代劳；员工跳楼之后，心理专家会说自杀率还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水平，政府官员则首先责怪媒体报道。 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说富士康没有过错，都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富士康及同类企业是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权力运作的参与者，压制工人权利的合谋者和操作者。它从这个社会权力运作中，占了极大的便宜。有些制度并非因它而起，比如造成城乡二元分割从而产生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户籍制度，但是它从中渔利。正因如此，富士康的管理制度才可以造成对工人精神世界的压制，让他们动辄走入死胡同。 如今富士康积极行动，又是做法事，又是从清华大学请心理专家，还要挂起150万张防跳网。这些举措都有一定作用，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除了该做什么之外，最重要的是，富士康应该思考不该做什么——交出超出资本权力之外的权力，解除对员工的精神控制。平心而论，这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的控制欲，而社会应该用更大的权力来限制它。但是，政府在资本面前的“亲商”姿态是公开的，一时难以改变。资本自身又是这种权力扭曲的合谋者和得利者，主动把社会的还给社会也是一种道义，而且是解决眼下困境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员工的精神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危机。 抽象地说，宜疏不宜堵是谁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放到具体问题中，富士康则很难跳出现状。员工的心理病因，主要来自企业的极端家长制控制。但是，家长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采取的是控制一切的办法，包括自以为对员工有利的举措。此时此刻，无为而无不为，让员工还原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也许是对富士康最好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