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心态录——山水田园诗的审美主体
华夏历史悠久、一统时间长为山水田园诗提供了审美时间，美丽风光为古代诗人提供了审美空间，创作出至美的山水田园诗。西方风光也自具美的特色，为何其山水田园诗远不如中国兴盛，且其内蕴远不如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那么深远婉曲复杂有味呢?除了前文所说审美时间的限制影响了审美空间外，更重要的是审美主体的原因，即古代文人心态的原因。
爱国之情——山水田园诗的高亢主调
以名山大川为筋骨血脉，以田园为肌肉的神州大地是华夏民族获取生活资料赖以生存的源泉。山水田园哺育人，人必热爱山水田园，产生一种深沉的山河之恋、乡土之情。这种山河之恋与乡土之情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愈益浓烈，到民族国家形成时便成为爱国主义崇高感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促使爱国主义最终形成。反过来，古代山水田园诗人又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之下遍游山水，饱览田园，讴歌华夏风光，创作出优美的山水颂歌，使山水田园诗获得很高的思想意义，为我国的爱国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亦为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遥远的上古时代，华夏民族就有许多祭祀山川、旅游、隐逸的传说。黄帝游天下，封禅五岳；巢父、许由因自标高洁不受天下而遁迹山林；虞舜东巡狩，登南山，观河渚，南巡苍梧而死，葬于九嶷山；《诗经·周颂·殷》歌颂武王克商，天下统一，疆域辽阔，群山环岳，百川汇河的壮美景象；魏武侯游于西河，赞叹“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孔子游缁维之林，坐杏坛之上，又出游少源之野、戎山之上，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著名观点；屈原在《招魂》中描绘楚国“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汜崇兰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以故国山川美胜，光景可人，呼唤楚王之魂归来。六朝以后山水田园诗大盛，歌颂描写山水田园以表山河之恋、故土之情的作品不胜枚举，借山水直抒爱国之情的作品也纷至沓来。高适有“礼乐光辉盛，山河气象幽”之颂(《奉酬睢阳李太守》)；储光羲作《游茅山诗》五首，极写茅山风光的清美与野逸的情趣，诗中“此意在观国，不言志远游”，“天地朝光满，江山春色明”，意在歌颂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唐帝国；杜甫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叹(《春望》)；陆游抒“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之情(《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文天祥有“不上峨嵋二十岁，重来为堕山河泪”之恨(《采石》)；高启高唱“江山相雄不相让，胜形争夸天下壮”，“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元代周伯绮“高岭出云表，白昼生虚寒……涧谷深叵测，梯磴纡百盘……汉唐所羁縻，今则同中原。大哉舆地图，垂创何其艰；张皇我六师，金汤永深固”(《野狐岭》)，为军威盛大、国势宏张、疆土广大、山河永固而歌。清查慎行随康熙巡游兴安岭，写了四首《登绝域远眺》，其一云：“舆图远辟大兴安，凤舞龙回气郁蟠。半岭初云辅大漠，乔木落叶依高寒。丹青不数东南秀，俯仰方知宇宙宽。万里乾坤千里目，欣从奇险得奇观。”诗情感真挚，描写生动，歌颂了康熙时国家统一强盛局面。魏源唱“雄山尚作窥边势，古涧难平出塞声”(《居庸关》)。……这些诗或写山水田园之美以歌颂国家统一强盛，或写山河之痛，抒发捐躯报国的凌云壮志；或借山水形胜，寄托国家民族兴亡之悲慨。说它是山水诗可，说它是爱国主义抒情诗或许更为恰当。江山多娇，田园至美，游览之，欣赏之，歌颂之，为其壮美幽丽而自豪而欣慰；当外敌入侵山河改色时必发出“还我河山”之怒吼，愿为其捐躯献身。由忧国而及忧民，博大深沉的情怀始终激励着古代志士仁人，激励着真正热爱华夏山水田园的诗人们。
魏晋南北朝——山水田园诗的奠基期
严格地说山水田园诗是以题材为标准划分出的山水诗与田园诗两类不同诗歌，但是写山水多涉及田园，写田园亦必涉及山水，兼写二者之诗人居多，独长一种者甚少，且二者源流相同，美学追求相近，故古人常将山水诗与田园诗合在一起加以论述。笔者亦将其合而论之，该分论处则大略分论。
山水田园诗的兴起，最早可以上溯到古代农事歌谣的产生。远在公元前三千多年，中华民族已建立了发达的锄耕农业，生活于山水田园之中，故远古就有《遂草木》、《奋五谷》之类反映农事的诗章。《诗经》中有《豳风·七月》、《齐风·甫田》、《小雅·大田》之类农事诗。然诗中反映的是大规模奴隶劳动的情景，难以看出诗人的个性，田园景物在诗中不多见，山水景物更少见。诗中偶然出现的写景句子如《桃夭》的“桃之天天，灼灼其华”，《河广》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溱洧》的“溱与洧，方涣涣兮”，《蒹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伐木》的“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沔水》的“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节南山》的“节彼南山，维石岩岩”，《崧高》的“崧高维岳，骏极于天”。诗写田园山水草木花鸟，有的写得十分出色，但到底不是主要题材，仅是为比兴，或为渲染气氛，处于陪衬地位。“楚辞”中亦有不少写山水风光的名句，如《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山鬼》“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狄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但也是为了渲染气氛，寄寓情感，不是主要题材。汉代诗歌本不发达，汉乐府如《战城南》的“水深激激，蒲苇冥冥”，《长歌行》的“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曦。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无名氏的古诗如《青青河畔草》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葵”，亦与《诗经》、“楚辞”写山水田园景物的手法、风格及作用相似。
从《诗经》到建安近千年，我国山水依旧，田园风光是一天比一天美，但田园诗却很少，更没有山水诗。其原因首先是其时生产力与后世相比还不甚发达，诗歌沿“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方向发展，无暇留意山水田园之美，更难及山水田园之妙。其次是其时诗歌还未成熟，尤其是古代诗歌意境说还未产生，文学(主要指诗歌)还未进入自觉时代，真正的文人诗亦未正式产生，因此以描写山水田园来外化人格、寄寓理趣性灵心态的追求意境美的高层次的诗歌便不可能产生。且先秦至汉代诗多民歌，诗人多是普通百姓，他们因生活及文学水平的制约，无暇欣赏也无法描写表现山水田园之美。再次，其时时代的主导思潮是重人事重现实的前期儒家思想，儒家诗学的中心是“言志”，目的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受此影响也不可能产生写景物重内蕴的山水田园诗。最后，其时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原，与南方相比，山水田园之美是较为逊色的，受审美客体影响，也不可能产生较为成熟的山水田园诗。纵向考察，山水田园诗恰须此四者并具才可能产生并走向成熟。
古代第一首较完整的山水诗是曹操的《观沧海》，诗写北方山水大海，诗中“水何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等描写寓志寄情，且视野开阔，意境雄阔，风格健朗豪爽。到东晋南朝时期，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进一步南移与东南的进一步开发，庄园经济的发展，门阀士族游览山水田园避世乐世以成风，玄学、释道思想的兴盛及儒释道思想的初步融合，文学自觉时代的来到，意境说的萌生，士族诗人群体的出现，山水田园诗作为独立的诗歌流派与完整的艺术形式正式出现在古代诗坛上。东晋南朝诗人几乎都写山水田园诗，其中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最为著名，既肇其源，又奠其基。下面拟作先合后分的具体论述。
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空前黑暗，血腥的现实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逐渐崩溃，且玄学、释道思想随之初兴，士人或超脱现实，走向上帝，或耽于美人醇酒，或走向自然而享受南方山水之乐趣，于是两晋南朝便有竹林七贤与宫体诗人，还有玄言诗人与山水田园诗人。不过士人们不能完全忘怀“修齐治平”，更不能完全脱离现实，于是诗中便有矛盾与痛苦。相比之下，走向上帝遁入空门过于枯寂难耐，耽于美人醇酒又较下劣，而走向自然与享受自然之乐则既不枯寂难耐又较为清雅，故山水田园诗成为时尚，是诗坛最有活力与影响最为深远的流派。陶渊明与谢灵运因社会地位与生活经历的不同，虽同受时代及思潮的影响，但诗歌创作的路子与成就却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