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都沾沾自喜于日本人学习了中国，因此，推论日本的发展是学中国的。但从制度的角度看，日本在明治以前绝不是同中国相似，而是更相似于西方的贵族政治，这是日本西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中国极大的科举制未到日本，就是极明显的例证。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日本又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不同于中国，其思想具有杂拌性，而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日本没有坐标轴式的思想核心，相比之下，欧美的基督教、中东的伊斯兰教、中国的儒学都在相应国家占据着思想核心的位置。日本的思想，包括了国学、神道、本土化的佛学和儒学，以及被改造了的欧美思想。佛学和儒学，都成了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中国儒学中华夷之辨的民族情绪、等级礼教的专制观念，都成为日本的武器。
明治时的伊藤博文，在引进君主立宪制时，确定以天皇为国家权力中心，视为“现人神”，并以此为“国体”建立日本的思想核心，为儒学服务于天皇打下了基础。明治以后，儒学和军人结合，武士道成了全体国民的理想。《军人敕谕》的发起人山县有朋和起草人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学思想（西周甚至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夫”）。《军人敕谕》渗透了儒学的观念，其内容在“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的前提下，提出军人精神的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对忠节的阐释如“军人以尽忠报国为本分，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对礼仪的阐释如“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为不暇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得有失恭敬奉戴之节”；等等。敕谕称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归结为一点，就是诚心，“心诚则无不成”。与《军人敕谕》类似，天皇侍讲元田永孚1879年起草的《教学大旨》强调：“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礼孝”；“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是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将儒学融入“国体精华”，同时又强调全民武士化，“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1880年成立的斯文学会以及1918年在斯文学会基础上重组的斯文会，均把儒学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斯文会会则第一条就是：“本会的目的是以儒道为主阐明东亚学术、翼赞明治天皇教育敕语之趣旨，发扬我国体之精华。”“兼及宣扬兴亚理念以扶翼八□纟肱一宇之皇谟”。而儒学中原有的自由、民本思想则被抛弃，甚至孟子都被排斥。中国儒学的“以孝为本”演变成日本儒学的“以忠为本”。研究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流变，能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儒学。
明治时期，日本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代表，但入欧恰恰体现了它的亚洲性，以亚洲为本使它又走上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之路。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以后的日本，极推崇军人。1899年，梁启超在东京上野，恰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与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朝廷以此为荣途，民间以此为习惯”（《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1904年秋瑾在横滨，也看到了与梁启超类似且更为狂烈的镜头。其后到二战时期，无不是举国若狂，同梁启超看到的日本“征清”、秋瑾看到的日本“征露”（露西亚，俄罗斯的日译）无任何差异。在陷入中国泥沼、对华战争已倍感疲倦的日本国民那里，又因为对英美开展而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包括左派也支持战争。战后又因为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没有（也不能）反思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在70年代以来所做的谢罪和反省，都是出于“为了和他国交往而不得不道歉”（日本学人语）的动机不纯态度，在回避之中，日本人保持了和平态度但完全继承了以前的帝国性。而帝国性的存在是十分危险的，90年代，日本开始放弃和平主义，军国主义由泥沼下的冬眠变为惊蛰后的蛙鸣——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就没有死亡，所以也就无所谓复活。一本“日本人是去参战，还是逃避战争？”的漫画，在年轻人中销售几十万册。从文化上剖析，有助于把握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及其民族性。
另外，日本人具有极大的两面性，其文化文雅而暴躁，赏花落泪而杀人不眨眼。这也是研究日本问题必须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