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电影通常用一个长时间的跨度来表现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一江春水向东流》正是用这一公式描述了八年抗战中的一个普通家庭。影片从“九一八”事变，张忠良与素芬结为夫妻开始到抗战胜利后，素芬绝望投江自尽结束。线性顺时叙述，前后因果关系呈现。开头--发展--高潮--结尾，起承转合，环环紧扣。影片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将具体的历史事件与一个家庭的遭遇紧紧的连接起来，从家庭的角度反思时代，批判社会。同时，影片并没有在家庭意识和民族意识于战乱时代难以两全的矛盾与冲突状态中表现出国土沦丧，家破人亡，而是怀着对辛苦遭逢的普通百姓的极大同情，着意通过一家人命运的变迁，反映抗战前后“两个世界，两种人的生活”的严峻，从而使影片带有强烈的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的色彩。创作者追求在一段人生，一个家庭生离死别中展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而既有民间化的边缘视角，将批判矛头指向黑暗现实社会的统治者，有在一种仿佛是无可逃避的宿命感的呈现中，表达了对国家和人民的苦难的巨大忧患。
<一江春水向东流》将历史进程的客观性与人物命运的传奇性结合在一起进行表现,从而使影片体现出一种动人的情感力量。艺术品味隽永深长，是一部充满批判激情的长卷史诗。重视观众欣赏和接受心里的蔡楚生，注意研究中国艺术的叙事传统，在影片创作中讲究故事性和趣味性使影片结构严谨、层次清晰、故事曲折、却又脉络分明，很见功力。为了增强概括力，影片采用了一种多天情节线同时发展的结构形式。他们通过张忠良交织贯穿在一起。张忠良与抗战夫人王丽珍、接收夫人何文艳和所谓的沦陷夫人素芬的关系，随着剧情的发展，一波三折，环环相扣，直至最后三位女性同时出场，故事达到高潮，素芬不看侮辱与打击投江自尽。这些情节线时分时合、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既从容的呈现出了辽阔的时空背景，又在充分提供主要人物性格发展机会的同时，拓展了整个故事背后的深层信息。同时影片群星荟萃，场面宏大，具有透视社会历史的史诗性质，创作者们注意把头绪纷繁的影片内容与素材对象纳入自己的情绪框架之中，故事处理参错重叠又自然流畅，具备一定的力度，又颇见个性色彩，在社会现实生活的丰富展示中仍能感到个人的特征。从而实现细致的性格刻画与深刻的社会批判、忧愤深广的情感表达与博大的叙事事业之间的有机统一。
导演蔡楚生对处于社会底层挣扎于水生火热中的人们寄予了真挚、深沉的热爱和同情。他所调用的娴熟的电影化叙事技巧，都服务于这样的情感和思想原则。在这样的触及尖锐的社会主题视野广阔的展示整个时代与历史真实的史诗影片中，蔡楚生注意构造故事完整、层次清晰、对比与冲突分明的典型的戏剧式结构，同时又非常注重表现手法和民族化，努力以影片内在的情感感染观众使作品贴近最广大的观众群。影片主演白杨回忆说：蔡楚生“对影片的构思，处处都想到观众，观众就是他心目中的绳墨，往往以此为准。他运用的艺术手法一定要为观众所闻乐见，但不是单纯的去迎合观众，而是寓教于乐”可以说，蔡楚生非常了解中国观众的习惯和心理，擅长细节表现和处理高潮戏，在影片中常常使用层层渲染、铺排、对比、呼应等手法，有头有尾、脉络清晰的展开错综复杂的尖锐冲突，巧妙的运用戏剧性因素。如何在电影这一门现代的艺术样式中运用好中国的传统的手法，怎样获得百分之百的观众，是他在艺术创作中考虑的首要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却有必要向艺术家提出让大家看懂他作品的要求”。这种思想，很明显的体现了在蔡楚生身上深潜的一种创作情节。《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巨作框架严格按照戏剧冲突律原则，将其重点放在如何吧故事讲得生动感人，举重人物的塑造服务于情节，它的时空结构和视听构成也是围绕着戏剧性场面展开的。如一大量的平行镜头组接强化剧情对比效果，提示特定叙境所蕴含的价值情感，就不仅娓娓道来，颇富影像张力，而且“煽情效果”及其明显。影片中还较多的运用了中景镜头叙事。如片尾高潮戏素芬端着盘子走进舞厅并与张忠良相认的戏，用的就是中景。这种包含着比较完整的全景画面的镜头处理，对比与层次感强，同时戏剧性因素明显，是比较成功的把戏剧性因素融入电影性中的范例。此外影片在大气磅礴的史诗追求以及诗化表达及朴素的表演等方面也有不俗表现，成为40年代戏剧式电影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