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而以北魏为最，故又称为魏碑。魏碑上承汉隶，下启唐楷，是一种过渡性的书体。它与隶书相比，则简捷而得其沉雄；与唐楷相比则更丰厚刚健，是一个可以开发的艺术宝库，在我国书法史上，亦受到重视。北魏，包括碑碣、墓志、造像提记、摩崖刻石等形制。书法风格多变、面目不一，尤其是近百年来陆续出土的大量魏墓志，为书法学习开创了新的路径。
北碑作为书法艺术在清中叶以前，并不受重视，直到清代著名的朴学大师阮元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作《艺舟双楫》、康有为作《广艺舟双楫》继续鼓吹，所谓的碑学才在晚清及其以后盛行起来。但阮元的《南北书派论》认为真、行、草书自钟繇、卫 以下，可分为两派，一是南派，即二王、智永、虞世南一路的书法创作；一是北派，即索靖、崔悦、欧阳询、褚遂良等人的书法创作。他以为，南派长于启牍，北派长于碑榜。从表面上看，后世的汇帖中多收南朝的书迹，而北朝流传于后世的则多是碑刻文字。但南朝的碑刻如《吕超墓志》（南齐）、《萧澹碑》（梁）都与北碑的书体并没有什么区别。北魏的《司马金龙墓漆画题字》小楷书的风貌与南朝流行的小楷书也很相仿佛。还有几种著名的碑刻，如云南的《爨龙颜碑》、陕西的《大代华岳庙碑》、河南的《嵩高灵庙碑》，地域南北相差千万里，书体也颇为近似。所以，简单的划分南派和北派，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启功先生在谈到《张猛龙碑》和《瘗鹤铭》时说：“梁刻瘗鹤铭在镇江焦山，魏刻张猛龙碑在山东曲阜，书刻时正两政治集团对峙，‘岛夷’、‘索虏’，讦詈不休之时，而书风文笔，并未以长江天堑有所隔阂。乃知中华文化，容或有地区小异，终不影响神州之大同也。自拓本观之，瘗鹤铭水击沙砻，锋颖全秃，与张猛龙碑之点画方严，一若绝无似者。自书体结构观之，两刻相重之字若鹤字、禽字、浮字、天字等等，即或偏旁微有不同，而体势毫无差异。乃知南北书派，籍使有所不同，固非有鸿沟之判者。今敦煌出现六朝写经墨迹，南北经生遗迹不少，并未见泾渭之分，乃知阮元作‘南北书派论’，多见辞费耳。”（见《论书绝句》）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没有南派和北派的分别，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南北处于分裂的状态，自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都迁居于南方，南方的文化相对来说，要比北方发达得多，书法艺术的水平，南方比北方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表面上看，北碑与南帖是有很大的不同，但这种不同主要是因为北碑大体上都有书写与刀刻两道工序，因此，这类作品，实际上是一种与墨迹有很大差别的工艺品。关于这一点，沙孟海先生也曾有过说明，他说：“碑版文字，一般先写后刻。历来论书者都未将写与刻分别对待。我认为，写手有优劣，刻手也有优劣。就北碑论，《张猛龙》、《根法师》、《张玄》、《高归彦》写手好，刻手也好。《嵩高灵庙》、《爨龙颜》、《李谋》、《李超》写手好，刻手不好。《郑长猷》、《广武将军》、《贺屯植》，写、刻都不好。……我们学习书法必须注意刻手优劣问题，新疆出土高昌国《画承夫妇砖志》（当西魏大统十二年，公元五四六年），前五行记画承本人，书丹后已加刻，后三行记妻张氏，只书丹未加刻。时间相隔三年，是否一人书写不可知，但后三行书丹运笔与我们今天写法相同，前五行经过刀刻，便成笔笔方饬，失去运笔迹象。” 这对于我们认识碑刻书法艺术的特点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从书法艺术史的角度看，北碑实际上是一种由隶书向唐楷演变的一种过渡性的书体。相对于南帖的以行书为主，北碑以外方内圆的楷体出现，是有它内在的发展原因的，这主要是出于碑版文字要庄重且易于辨认的实用目的，加上刀刻要求它以方笔为特征，以便于奏刀而形成北碑的整体特色。另一方面，北碑的书丹者虽然不乏文人高手，但从整体上看，北碑的艺术性是不能与南帖相比的，也是不能与唐代的成熟的楷书相比的。不然，唐、宋、元、明乃至于清代前期，它不会那么不受重视。当然，北碑有它的风格特点，它是书法发展史的一种阶段性成果，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出“尊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卑唐（楷）”则大可不必。而对于学习书法艺术的人来说，却不能不知道，临写碑刻文字，应当“透过刀锋看笔锋”，不剥去刀刻这一层，是要上当的。当然，有人如果就是要用柔软的毛笔去追求刀刻的所谓的“金石味”甚至要写出古碑上的那种“风剥雨蚀”味来，那就另当别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