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人类早期文明的三种路径
摘 要：作为人类早期文明的三种不同形态，我们可以在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所信奉的“图腾崇拜”这一自然与血缘的神秘统一中发现其共同具有的人类学前提。然而，不尽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又使得这一共同前提在上述三大区域内得到了不同的利用、发挥和处理。在“古典的古代”这一海孝埋洋文明的基础上，希腊人抑制了“图腾崇拜”中的血缘因素，而将其中的自然因素神秘化，从而导致了西方式的宗教文化；在“亚细亚的古代”这一黄河文明的条件下，中国人抑制了“图腾崇拜”中的自然因素，而将其中的血缘因素世俗化，从而导致了儒家式的伦理文化；而在“雅利安人入侵”这一特殊的文明变故中，印度人同时利用了“图腾崇拜”中的两大因素：一方面将其自然的成分神秘化，一方面将其血缘的因素宗教化，从而形成了印度特有的种姓制度。正是这种不同的文明路径，使得西方、中国、印度在其后巧慎蚂漫长的民族心理和社会结构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表征。
关键词：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文明；路径
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曾经指出：“马克斯．韦伯对西方人的一种误解的长期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误解是：印度教徒、埃及人和阿拉伯人都是东方人。韦伯认为印度文明不过是东方文明的一支，其余的两支则是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然而，印度教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从家庭结构、政治发展、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或种姓制度去观察，它同东方的差别和同西方的差别一样大。”
其实，早在许烺光之前的梁漱溟就已经将印度作为一种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第三种文化”加以研究了。在其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写道，“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条路径样法：（一）向前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这是三个不同的路向。这三个不同的路向，非常重要，所有我们观察文化的说法都以此为根据”。“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然而，尽管梁漱溟这种“三足鼎力”的研究格局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但其用“意欲”之发展方向来区分这三种文化的做法却显得有些粗疏且具有独断论色彩了。
与之不同是，许烺光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社会组织形式中找到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化之不同的关键所在。他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野兽，源于人有着超出生理需要之外的社会需要，如社交、安全、地位等。这些需要不是任何一个个体的人能够独立实现的，要满足这些需要，必须借助于社会集团的力量。人类的社会需求首先要在“初始集团”中得到满足，当“初始集团”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时，人们便要在“二次集团”中寻求满足。无论中国人、印度人还使西方人，他们的“初始集团”都是一样的，即家庭：“在各种人类集团中，家庭对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而且是无处不在的。” 然而，中国人、印度人、西方人在“二次集团”的选择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家庭为起点，我们的分析转向各个社会中的二次人类集团。在中国，我们发现极为重要的二次集团是宗族；与之对照，在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极为重要的二次人类集团是种姓，在美国则为俱乐部（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它指的是亲族集团之外的所有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而结成的自由协会或团体。” 正是由于“二次集团”的不同，导致了三种文化的巨大差异。即中国人的“情境中心主义”和“相互依赖”，印度人的“超自然中心主义”和“单方面依赖”，美国人的“个人中心主义”和“自我依赖”。显然，与梁漱溟相比，许烺光的这些观点更具体、更细致，也更有说服力。但美中不足的是，他既没有告诉我们，家庭何以一定会成为各种文化之共同的“初始集团”？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中国人、印度人、美国人何以会在共同的“初始集团”的基础上选择了不同的“二次集团”？
显然，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中国、印度、西方这三种文化的现实差别与历史根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在看清其现实差孝旁别的前提下，才能够谈论其相互尊重与合作发展等问题；只有在探明其历史根源的基础上，才能够谈论其现代化的转换等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研究视野必须进一步放宽，既不仅要考察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何以会偏爱种姓制度，而且要考察古老的印度人何以会创造印度教；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研究对象需要进行稍稍的调整，即不再以美国这一西方文化的现代版本为其代表，而是要以希腊这一西方文化的古代源头作为标本；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研究方法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补充，既要考察这三种文化共同的人类学前提，又要分析其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追根溯源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