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部分，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理论。
21847年11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形式；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共产主义下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国家的消亡等等。这些原理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3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东西方实践之比较
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1](P719)众所周知，有关保护工人(穷人)利益、提高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被称为“社会主义”或“社会福利”的理论最先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工人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确非常糟糕。一个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还不能养活全家，以致儿童和孕妇也必须工作。与此同时，资本的所有者们却获得很高的利润。马克思指出，这些利润就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的所有者们把得到的利润除自己消费外，再进行投资或者说进行再投资，生产更多的商品，以期得到更多的利润。但是，在这个财富积累的美梦中，资本的所有者们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广大工人阶级或工薪阶层由于收入水平太低，根本就买不起自己生产出来的大部分商品。于是，资本所有者们就用降低费用的办法来降低商品的价格，以提高其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这其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或经常被使用的办法就是裁减雇员或削减雇员的工资。这样一来，购买力就变得更低，并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既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主要内容，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描述。
后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都经历了因消费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也称经济大萧条)。再后来，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普遍发生了经济危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按我国经济学界的说法，就是国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资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过高，用于消费的资金太少。换句话说，就是作为资本所有者的国家(确切地说是政府)“榨取”的利润太高，给生产者的工资太低。结果，发生的经济危机不仅是由于广大劳动者没有购买力或购买力太低，而且也使广大劳动者在生产中没有劳动热情，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谁应该得到“剩余价值”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存在于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马克思在当时没有预见到“公有制”社会里也会出现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争夺“剩余价值”的问题和矛盾。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应该用武力去剥夺资本所有者的资产，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工具为人民大众所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建立由自由人自由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理论中除最后的“自由人联合体”还没有实现外，其它的可以统称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东西方的大多数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
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短短72天，却是新社会的理想在与旧制度的长期撞击中必然发生的骤变，列宁盛赞巴黎公社革命是“19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最伟大的典范”[8]。19世纪的最后30年，资本主义制度以不同的方式在欧美各主要国家完全确立起来，并且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体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再也没有发生过急风暴雨似的革命。
世界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纷纷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为榜样，在本国建立了工人阶级政党，大都取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或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人党等。1869—1904年间，全世界共有29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实际变化和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约定俗成、普遍使用的概念。但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左、中、右三派的不断分化和改组，最终形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两个矛盾对立的国际性指导中心——1919年3月建立的共产国际和1923年5月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以及两大主要政治派系——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自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在东西方沿着不同的方向和路径实践着、发展着。但是，在20世纪整整100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光谱中，二者很少谐振在同一个频率上。
在西方，由于伯恩施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正，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初就开始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轨道，通过改良主义制度化于资本主义。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之外，在战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的影响已日渐式微。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共产党在西方主要大国已成为非主流政党。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要谈论和比较的，只能是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实践。
二战前，在欧洲先后有十几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或单独执政。譬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谢德曼于1919年组阁，艾伯特还担任了临时共和国总统；奥地利社会党的伦纳也于1919年当选为政府总理；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斯陶宁格于1924年和1929年两次组阁执政；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布兰亭于1920年、1921—1923年、1924—1925年三次担任内阁首相，汉森于1932—1933年出任首相。英国工党的麦克唐纳于1924—1935年间三次出任英国首相。实践证明，在欧洲缺少革命形势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路线是能够取得一些成就的。在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西欧社会民主党几乎都有过执政或参政的经历，有的执政时间还很长，在各国国内的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社会民主党在30年代就已逐步从总体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政权党、改良党，但是，它们至今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左力量，在阶级政治中代表中下层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应当看到，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放弃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公正理想，也不支持漠视社会公正、赤裸裸地追求利润和效率的新自由主义信条。它们在执政或参政期间，在谋求企业国有化、扩大社会保险、推进公共工程和住宅建设、加强教育事业、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维护了劳动大众的利益；在对外政策上也维护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等。但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实行多党制，所以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主要是参加议会竞选，其政治影响力的升降基本上可以从它们的得票率上反映出来。同时，受伟大的“钟摆的法则”影响，社会民主党的上台、下台造成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很难保持一贯性、连续性。尽管社会民主党因应时代和国情的变化，也不断地提出变革或改革的对策，诸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民主党人宣称要在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条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90年代初则宣称要在新自由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和老社会民主党的社会福利国家之间走出一条所谓的新“第三条道路”等等，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社会民主党自身的变革作用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能够顺应世界发展的客观形势，逐步推进改良路线，依靠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性组织——社会党国际的协调，多方发扬民主，不断调整政策，力争群众支持，接受群众监督，取消高官特权，注重发展经济，给群众以实惠，所有这些都暂时有利于工人阶级；而另一方面，它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只限于局部的社会改良，采取一些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措施，对资本主义补苴罅漏，这既未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未能触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根基，相反从根本上稳定了资本主义的统治。
总的来看，只要各国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没有激化到出现革命形势的地步，只要各国共产党还未能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过度集权体制和过“左”路线的弊端，那么，奉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就还有其继续发展的余地和拓展的空间。社会民主党及其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也还会随着新科技革命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转型。
东方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世界性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具体地说，它是在西方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出现的。但是，马克思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方发生，也不是沿着“西方革命——东方革命——世界革命”的道路前进的，而是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取得了成功，东方成为20世纪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东方社会主义的第一站是俄国。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在“世界革命”无望更无果的情况下，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并付诸实践。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则使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世界“东风压倒西风”。50—60年代古巴革命的胜利和越战中社会主义越南的胜利挟持民族解放运动的雄威，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风行天下。到1975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增加到16个，即苏联、蒙古、南斯拉夫、越南、阿尔巴尼亚、中国、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朝鲜、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等。8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最繁荣时，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遭受重创，然而，经历2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则重现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一个大挫折，一个新局面，是社会主义在东方的发展中所呈现的奇异局面。不过，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方的主流发展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
历史地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最大、最主要、带全局性和共同的失误，不是在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上，而是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这就是在长期“左”的教条主义、急于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超越了发展阶段，脱离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其它问题和失误，如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以及其它涉及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问题上的错误和失误，都是由这一“左”的指导思想派生出来的。之所以产生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9]
20世纪的东方社会主义是在未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跨越式”地出现的，因而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一个世纪以来西欧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东方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就以及苏联东欧剧变，为我们今天面对全球经济局势提供了宏观的思考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应被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构想在中国的完全的实现形式，而应被看作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根据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情况所确立的应当和可能实行的社会主义。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10]这里谈的是国际关系，我想也适用于我们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思考。承认多样性，应包括承认各国国内社会状况的多样性，应包括承认世界文明、各国社会制度的多样性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流派的多样性。这是对我们传统观念的很大突破，是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有模式，但是没有固定的模式；模式是静态的概念，但是更是动态的实践；模式可以学习、借鉴，但是决不能照抄、照搬。“模式创新，百态纷呈”应该是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态势和基本走势。这也应该是我们从世界社会主义在东西方百年实践和发展中所受到的最大和最有益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