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5月12日）上午，郑州警方已对打捞出的尸体DNA样本完成鉴定，与此前在案发现场搜集的嫌疑人刘某华DNA样本分型一致。可以确认，此次打捞出的尸体确系杀害空姐李某珠的犯罪嫌疑人刘某华。案件至此告破。随着更多细节的曝光，此惨剧引发了公众对滴滴公司特别是顺风车商业模式的又一轮声讨。顺风车也被有关部门叫停。公众的声讨主要集中在案件两个领域：一是涉案司机借用父亲信息注册；二是顺风车兼具社交属性，在一些评论区泄露乘客隐私，甚至有的地方具有强烈的性别或色情暗示。
先来看看信息审核问题。涉案司机借用父亲的身份信息申请注册，注册登记的人和实际开车的人不一致，对于滴滴公司而言这确是一个管理和安全漏洞。滴滴的《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提及，顺风车平台不保证信息准确并且载明不为信息失实担责。
不过，根据《合同法》规定，利用格式条款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相应条款不具法律效力。不管专车、快车还是顺风车，滴滴都有责任和义务对运营司机进行信息审查。如果审查不到位，导致有人使用虚假的信息或者冒用他人的信息进行注册，滴滴公司不能豁免自身的法律责任。在空姐遇害案中，滴滴可能需负补充责任。一般情况下，补充责任不会超过50%。
滴滴除了用系统机器人进行信息审核外，还应加强人工事先审核和事后抽查核实。此外，还应考虑其他安全措施。比如车辆运行，可强制司机使用滴滴公司设定的导航路线和定位系统，确保行车路线不出偏差。滴滴公司还可在APP上建立便捷的安全求助机制，使得乘客遇险时能及时求助。对于乘客涉及安全的投诉，要更加努力的解决，定期清理运营司机队伍，禁止不端行为者继续参与运营。
有部分声音呼吁，滴滴应该把有交通肇事、吸毒、暴力违法犯罪记录的人排除在司机群体外。滴滴公司确实可以考虑这么做。不过，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根绝犯罪，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安全。过去资历清白的人，不代表今后不会犯罪，过去有过犯罪记录的人不代表今后会继续实施新的犯罪。司机资格审查可以起到部分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过于严苛的职业门槛，还存在就业歧视的问题。公众寄望于信息审查来排除全部安全风险，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关于顺风车的社交属性，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汽车当然可以作为社交工具和社交纽带，国内国外都有专门的汽车社交平台。顺风车兼具社交属性，商业模式本身不违法。如同网友在微信、陌陌、探探、QQ等社交平台上约会，被侵犯的也不少，但不能因此把这些软件都关掉。
区别在于，绝大部分人乘坐顺风车应该不是为了社交，而是为了出行交通。这导致部分乘客“被社交”。基于此，滴滴平台应考虑改进之策。比如把产品分流，将交通属性和社交属性剥离开来。解决出行的就单纯用于出行，屏蔽其社交功能。如果出行兼带社交属性的，应当在显著位置提示乘客并征得乘客同意。乘客的个人信息，滴滴公司不得向司机公开，司机也不能以任何形式公开乘客性别、年龄、外表、职业等个人隐私。此外APP应设置选项，赋予乘客拒绝司机评论的权利。
空姐遇害案是悲剧，更是极端个例。涉案司机在公园、马路上都可以作案和犯罪。强奸和杀人犯罪，属于社会层面的问题，任何公司都无法避免和杜绝，不能苛求滴滴公司。对于极端个例，不能夸大解读，更不能因此一棒子把网约车、顺风车打死。社会需要安全防范机制，但把极端个例当作常态去防范，无疑会导致过高的企业成本。而且把极端个例当作常态，也会制造虚假的不切实际的安全恐慌。
预防和遏制犯罪是政府和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不要把责任全部压给一个企业。我们的社会需要更理性、更冷静，为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发展创造友善环境，如此才能享受企业发展便利。把极端个例放大解读，甚至以此否定某个商业模式或者某个行业，受伤害的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出行便利，还有一个国家的创业创新环境。
当今世界，商业模式创新无处不在。创新创业不仅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动力之一，也是一国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关键。与此相对，政府监管具有滞后性。这是正常现象。对新事物不要管的过严过死，而应以鼓励、包容和支持为主。有问题，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即可，千万不能因噎废食。
总体上，这次空姐遇害，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完全可以进行责任厘清。至于顺风车未被纳入网约车范畴，得不到交通运输部网约车规定监管的问题，可以通过修改和完善规定的形式解决。这并非不可克服的障碍。应当允许顺风车这种商业模式继续探索和发展，当然前提是能在保障乘客安全出行方面继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