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一个以马来族为中心、以马来族、华族、印族为基础，联合其他少数民族而组成的多元民族的社会，因此，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文学也就是多元民族的文学，其中主要是由马来族、华族、印族、英吉利（1）四大文学源流所构成的。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文学源流，尽管有着原来各自不同的内容、形式、风格特点和色彩，可是经过长期的互相影响，互相融汇与共同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因素，却又渐次地使它们汇合而组成了有机联系的整体。因为就它们现在所反映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现实，所表现各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等而论，它们又是统一的和相近的。目前新加坡、马来西来各族文学的形式与特点、风格与语言，虽仍各有所异，但却无阻于新马文学艺术的发展；相反地，倒是有助于丰富和充实它的体系。马来族、华族、印族和英吉利各文学源流都把各自原来的艺术的成就，带进了统一的新马文学这一新的总体里面。
新马华族文学，也正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在新马的文学艺术史上。由于新马华族文学具有其原先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华族在新马爱国独立运动实践中的某些优点和特点，使它能够在新马文学艺术发展的过程中，产生比较积极的作用，并在新马独立后的建设国家的现阶段中，仍然保持着相当显著和重要的地位。
新马文学既然在新马国家独立和建设，及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现在来对它进行较有系统的研究总结，就显得极为迫切和有需要了。
六十年来，新马华族文学作家通过他们的无数创作实践、文学活动和理论建设，逐渐地探索和认识，将这原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而萌芽起来的侨民文学，发展成为当今新马民族文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独特的，然而又是与其他新马民族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的华族文学，并将它原先隶属于中国文学主流的侨民意识，改变为热爱新马社会，服务于新马各族人民的爱国文学，从而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在风格上和语言上，在具体作品中的主题与题材，在地方色彩与艺术语言特色等等方面，相当完整了创建了自己的独特体系。这个独特体系既是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传统，而又区别于中国文学的特色。
新马华族文学的实质就是这些，也即是它的概念的内涵。
且让我们先从“民族”这个人类在历史上形成的稳定共同体的原理出发来考察吧。
有关的民族学说，早在几十年前就总结出：所谓“民族“，乃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而只有当上述四个特征全部具备了的时候，民族整体的实质才算被肯定下来，否则就不成为民族的完整定义。
新马的华族，原先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个部分。前者与后者本来具有共同的起源和稳定的四个民族特征的，但由于前者移居新马地区之后，两者就开始沿着两个不同的方面发展，也即是说，当一部份的中华民族离开了中国这个地域，来到新马这个新环境定居下来之后，民族原有的四个特征在它身上就逐渐产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表现在共同地域这个特征的消失。新马地区和中国地区是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域。生活于不同地域上的一个民族，必然要发生分化，例如，从英国本土迁移美洲的英国人，从非洲大陆被贩卖到美洲的黑人，或如从十四世纪进入马来半岛的一部分印尼族一样，他们在新的地域里逐渐丧失原本的某些民族特征，而逐渐产生新的特征，逐渐发展形成为新的民族的因素。
新马和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香港）不仅是两个不同的地域。同时又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单元，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因而也就必然有着不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有着不同的政治生活、不同的经济生活。我们知道，共同的经济生活是构成统一民族整体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它影响着和制约着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变化，因此，新马华族原来具有的中华民族的心理质素、意识形态上的共同点，也随着地域和经济生活的改变而逐渐发生变化。这些民族性格、心理素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点的逐渐消失与变化，大都明显地表现于日常生活中的风土人情、习俗情调、思想作风、语言艺术的地方色彩方面。目前新马华族的共同用语与中华民族的共同用语——普通话又或者是闽、粤、潮、客等地方方言，虽然仍然具有大致相同的语法结构、语汇、词义和修辞法，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新马华族的语言，已经在一些程度上吸取了马来语和英语的语汇和词句，甚至某些的语法结构的特色。这主要是由于作为语言的物质基础、内容与生命力的民族经济生活，已完全不同了。新马华族的语言，必将随着新马民族生活的现实条件，以及时间岁月的转移变化、发展，以致越来越在程度上区别于中华民族的本土语言。
作为人们历史上形成的稳定共同体的民族四个基本特征，对于中华民族部分移居新马地区的成员来说，现在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完整特征。虽然在共同语言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两个特征上，新马华族还具有深深的中华民族的烙印，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这两个带决定意义的特征，已经完全丧失和改变。因此，新马华族就不可能再作为中华民族这个稳定共同体的一个因子或者组成部份了，而是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里逐渐地形成自身独特的、新的稳定共同体。诚如民族学说所阐述的一样；民族的四个特征，只要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完整定义就不复存在了。
不过，在此同时，我们还得承认一个事实，即是现在还不能因为新马华族既已不属于中华民族的这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于是就简单地将它与新马的马来族、印族等族裔笼统地指为已形成了新的稳定共同体，也即统一的新马民族。因为根据目前现有的民族组成的情况来看，新马民族这个共同体还没有完全形成，还没有进入它的稳定的阶段。但是，我们可以预计，经过若干漫长的年代之后，它最终才有可能进入稳定的阶段，成为统一的稳定共同体。总之，新马华族现在正处于缓慢地走向与新马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相互融会，相互同化的过渡阶段。目前新马的华族不但仍然保持着深深的中华民族的烙印，同时也缓慢地具有越来越多的新马其他民族的某些特色，也即民族原属性的蜕变、演化时期的双重性和多重性。同样的道理，新马其他各族原属性中，如马来族和印度族也渐渐地参合着华族和其他族属的某些特色，特别是在语言的沟通交流与文化上的表情达意方面的表现尤为显著。
非常明显，从民族的定义上来说，新马华族既是新马民族和国家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就根本有别于侨居于其他国家的中华民族的侨民的地位，这是新马华族的独特的症候。从文学艺术的意义来说，即是新马华族文学的独特体系的第一个特征。
（二）
建国六十年，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发展壮大，形象学（imagologie）作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日益受到比较文学研究者们的重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研究的是在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成描述的“异国”形象，诸如“晚清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战后日本文学中的美国形象”等。异国形象属于一个作家或某个群体对一种文学或一个社会的想象，比如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就这样描写东方人眼里的西方：“我的视线一直都紧盯着马克，他在足球场上来回跑动的身影健康生动，那一头金发在风中飘扬，飘扬的也是我的一场异国情梦。……”（第十八章）“他（胡安）是个典型的西班牙斗牛士的形象，四十多岁的样子，高大、健壮、英俊，一头栗色的髦毛，浅棕色的眼睛，高鼻梁，厚厚的嘴唇……显得格外有力而性感。”（第二十四章）金发的马克、栗发的胡安，这些高大健壮的西方男子代表的就是一种异国形象。
在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中，由于作家创作环境的改变，作品设定的背景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那么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异国形象”。在分析这种特殊的“异国形象”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所谓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指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发轫于大陆学子负笈海外的留学生文学，以及由此而衍生和延续的一批又一批华人新移民作家二十余年来的海外创作”。这些有机会跨出国门到海外留学或是进行学术交流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扑面而来的西风，以及生活、学习、工作等环境的变迁、更易，生存的挑战加之文化的巨大反差和冲击等，使这些中国人有机会站在一个不同角度，用一种与国内大众不同的眼光来重新认识世界，他们既兴奋又茫然，新鲜感与危机感并存，踌躇满志与举步维坚交识，感受颇深，感慨良多，厚积而薄发，汇成文字，不吐不快。在这些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出现之前，海外文学作品中并不乏中国人的身影，而且有关“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形象还很多，并且这些中国形象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显著又微妙的变化，在海外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在各个时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套话（stereotype）像13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14世纪的《曼德维尔游记》所创造出的“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就是最早的有关中国形象的套话，中国及中国人扮演的是一种完美的正确形象，中国富庶文明，中国人则是仁慈、勤勉，富有智慧与高尚德行。之后随着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入侵，曾经的传奇国度在西方人眼中已是日薄西山，19世纪至20世纪中前期，在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不可避免地被丑化、弱化、女性化、妖魔化，中国人的形象也由聪明、勤奋、坚强一变而成愚昧、奸诈、贪婪、怯懦，保守，缺乏理性，道德沧丧，而且自19世纪以后，这种对中国的认识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西方文学中自然也相应地创造出了这种认识下的有关中国形象的套话“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异教徒中国佬”（Heathen Chinese）、“付满楚博士”（Dr. Fu Man Chu）、“查理·陈”（Charlie Chan）等，虽说关于异族形象的套话是由作家创造的，但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因为作家对异族的理解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作家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想象描绘出来的，是自我关于他者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是整个社会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晶。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套话不管是积极的、正面的、肯定的，还是消极的、反面的、否定的，都不是中国形象的真实情形，而是掺杂了很多想象成分，是西方绝望与恐惧的产物。那么，在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当中，由海外生活工作的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中国形象”，它们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还是一个根据西方文化和自我需要而构造出来的虚幻？
在早期的移民文学中，由于生存环境的原因，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多以表现新移民在海外的特殊遭遇，新鲜感受和奋斗历程为主，带有个人观感性、宣泄性、经验性的特点，在题材和内容上不约而同地套用“个人奋斗+乡愁+情感冲突”的模式，像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两部作品被冠以“早期华人新移民文学开山之作”的美誉，这些作品以及由其衍生出来的影视作品成为国内当时大多数长期身处闭塞环境中的中国人了解海外的一扇“窗口”，但是在这种套路下创造出的作品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暴露了其与生俱来的缺陷：它们可以反映华人在海外生活的艰辛，能够催人泪下，却难以发人深思，缺少冷静的哲学思考。早期移民文学中创造出的“中国形象”更多的是体现一种东方人的传统美德：勤劳吃苦以及中国人特有的异乡意识——乡愁情结。
与早期的移民文学相比，现在的新移民文学有了更多的变化。由于完成了从留学到学留，从侨民到移民的变迁，观念上接受了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身份观念的变化对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的创作者们的创作来说，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移民的身份，使他们获得了比留学生时代要稳定、优裕的生活条件，他们的视野大为开阔了，接触社会更为广泛深入了。随着生活领域和认知领域的不断拓宽以及创作的日趋多元与成熟，使创作者逐步摆脱了早期移民文学题材的局限与俗套，而将创作题材拓宽到对新一代人命运的思考，以及探讨在中西方文化夹缝中挣扎求存的新生活的多层面折射及其心态的表现。以旅美女作家吕红创作的长篇小说《美国情人》为例。在《美国情人》一书中，不仅讲述主人公芯离别故土亲人，在寻梦中挣扎、奋斗，经历了个人恩怨和情感的种种挫折和磨练，终获事业成功的故事，还生动描写了某些新移民成为“边缘人”之后如何寻找“身份认同”的经历。在对边缘人心态及生存状态的细腻刻划中，凸显少数弱势族群在异乡生存的艰难，以及种族冲突、文化冲突、性别冲突带来的各种人生滋味。围绕着许多异乡漂泊男女的遭遇，不同层次的移民心路，写尽寻梦者的苦乐悲欢，不同的社会压力及欲望驱使下的人生百态。无论是华文媒体从业者，还是学校老师，是小生意老板，或是餐馆大厨，甚至是沦落风尘的按摩女，情场决斗的“第三者”，都以鲜活的形象表现出了斑驳陆离的海外人物众生相。在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叠加交识、光影交错的空间中，描写了一种属于现代人的痛苦，刻画了一种新的海外“中国形象”。这些人追求自由，却不知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在号称“自由之国”的美国。他们的苦苦追求往往使自己又陷于新的枷锁之中，在不断的渴望中行动，然而过多的渴望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落空，而形成更深的痛苦与挣扎。带着这种宏观性的思考，《美国情人》展现了一幅有着广阔社会历史内涵的北美移民生活的新画卷，对中国形象的创造与展示也摆脱了以往整个民族千面一人的感觉，不再是单薄的符号形式了。
另一方面，由于在海外出生成长的华裔作家的加入，使新移民文学的视野又扩大加深了。像以汤亭亭（Maxin Hong Kinston）为代表的第二代华裔作家 ，在他们的作品中则创造出了有别于真实中国的中国形象。汤亭亭作为华人的第二代，她从小就生活在西方语境中，身有中国血统却从未真正涉足中国本土，与真正的中国文化传统没有直接的接触，这种“香蕉人”的特别身份使他们的话语系统既不完全等同西方社会，又与中国本土大相径庭。像汤亭亭，她在作品中对中国（包括文化传统等）的各种描写就多是出自想象。在这种意义上，汤亭亭他们就是立足于西方的语境来描绘中国这个在她看来属于“异国”的形象。汤亭亭的作品最有特色、最耐人寻味之处就在于她对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神话典故的改写上。这一点在《中国佬》（China Men）中尤为突出。《中国佬》是汤亭亭的一部美国获奖小说，记载的是中国移民在美国历经种种磨难，求得生存发展的痛苦历程，以反映处于美国边缘文化的华裔独特的经历和心态。汤亭亭在这部小说中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涉及多方面，并非只是单一的形象。作为“他者”的异国形象，在文学文本中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它可以是具体的人物、风物、景物描述，也可以是观念和言词，总而言之，它是存在于作品中的相关的主观情感、思想、意识和客观物象的综合。以《中国佬》为例，其中对中国形象的想象叙述涉及到三个层面：一是对中国形象的本土叙述。这各叙述有几个来源：其一是取自中国的文学典故，其二是描写中国的有关风物、景物，也包含着一些套话，像旗袍小褂、日常饮食、文房四宝、中国的文学经典、中国婚俗等套话，这些套话的引用在于“套话是对一种文化的概括，是这种文化的缩影”。做为第二代华人，汤亭亭她们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家族长辈口耳相传的叙说方式来间接接触的。这种认知方式在讲述的过程中无疑会发生变化，汤亭亭在其中加入自己的想象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随意处理是一个重新创造、重新阐释的过程；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美国化。汤亭亭在《中国佬》中就改写了《镜花缘》中唐敖游女儿国的经历，把故事的地理背景由女儿国变为金山，即美国旧金山。唐敖是华人淘金者的缩影，他在女儿国历经生理、心理上的各种磨难，也就是早期华人移民在美国经历的缩影；三是变西方经典为中国式的传奇。在《中国佬》中“檀香山的曾祖父”一章就是采用了这种手法。曾祖父讲述猫耳王子的故事，明为中国的民间故事实则是取材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更确切地说是弥达斯的驴耳故事的翻版。这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被乔叟收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汤亭亭另辟蹊径，将国王驴耳的西方经典民间故事改成了一个中国式的传奇故事。通过汤亭亭为代表的第二代华人作家的叙述，人们可以看到出现在书中的中国及中国形象是他们通过他们的父母亲和其他华人告诉他们的故事，再经过他们年轻的心灵的重述和润色而诞生的，他们写的不是关于中国人的故事，而是美籍华人的故事。他们在笔下赋予了中国这个在他们这一代看来是“异国”却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度以新的形象，他们创造出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一种既不同于中国文化传统又独立于美国主流文化，融汇了这两种文化的崭新的文学形象。
从西方文学中的“他者”形象，到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形象与中国文化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中不断地进行蒸馏，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在这些不断变化着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当中，一方面我们能够感触到中国文化的脉动，将它视为中国文化的一种延伸，另一方面，这种蒸馏的过程，也是文化交融汇合的环节。本民族作为他者被观察和被投射，这种被看的意义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中国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通过文学形象的变迁、丰富来发现许多曾经是盲点的部位，进行一些有益的深刻思索，通过文学形象内涵的多元化来达到突破视界的封闭。
